可见，通俗文艺并非皆具备反封建要素，反而像评弹这种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文艺形式，更能直接展示真实的而非浪漫化的历史。若想在弹词文本中看到斥责禄蠹的贾宝玉，或是情痴杜丽娘，则颇为天真。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想做出更深入广泛的研究，就要打破史料和视角的局限性，打破对民众心态的固有认知，将目光聚焦到真正的世俗的事务和场景中去。作为“以弹词证史”的论著，《浮》颇有特色之处在于它让研究者开始注意弹词文本的史料价值，开启了研究社会文化史的新角度。曾几何时，史学界回荡着“眼光向下”的声音，然而具体如何“向下”则各有千秋。多数学者所看重乃是契约文书、族谱、村规民约等涉及乡村、市镇的经济和制度的史料，“市井生活”和“非主流人口”常被忽略。但是市镇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会发生阶层分化和职业分化。在“正经”的四民社会外，四处弥散的三教九流之辈也是市镇发展的重要部分。他们虽被正统历史叙述隐藏，却真实地生存于历史之中。而那些脱离于儒家礼制、佛道戒律的风俗和仪式，也随着他们走入寻常人家。弹词创作者用大量文字去记录这些被忽略的人士与风俗、仪式，拼凑起江南市镇曾不为人重视的版块。《浮》通过对比弹词文本和其他史料，呈现出一群迎合世俗权力、逐步化归民间的僧道，也展示了巫婆、神汉、巫师、方士这类民间信仰群体如何弥补僧道未曾涉及的信仰领域。区别于正统宗教史研究关注的宗教发展、宗教理论和宗教仪式，《浮》更关切生存在江南市镇中的居民如何利用宗教达成自己的目的，宗教人士如何利用民众的迷信心理获利。宗教的工具化在弹词文本中一览无遗。除宗教外，民间风俗在弹词文本中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向。如《玉蜻蜓》中的端午采百草常见于苏州一带，龙舟竞渡在长江下游与中游各有区别，《白蛇传》中吕洞宾崇拜在苏州格外突出，以上记叙便是“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最佳描绘。笔者作为研究儒家礼仪的一员，也从此著中受到启发。自宋元礼制下行后，儒家礼仪在民间已经幻化出彻底迎合百姓生存的一套流程。在弹词文本和江南地方文献中，吊奠礼品日趋丰富乃至奢侈，吊奠仪式中融入的佛道仪式并存在娱神娱鬼的现象，都表明市井民俗与正统儒家礼仪渐行渐远。研究儒家礼制若不深入民间，必会陷入空中楼阁的困境。如果说《浮》的前一部分是“弹词中的江南”，后一部分则回归“江南中的弹词”。流传于俗世的评弹艺术为了延续生命，不得不进行改革。文本内容趋于雅化，主流社会的正统观念主导了弹词创作，更为迎合清政府的文化政策；江南旧经济中心由苏州转移至上海，评弹艺术借助城市发展重获新生。进入都市的评弹既要迎合城市居民求新、求快、求趣的趋势，又要融入时事新闻之类切合潮流的题材，还要面对城市中其他艺术形式的挑战。新生与挑战给予了近现代评弹艺术巨大压力。面对这种压力，作者在书末也表达了对评弹丧失创新动力和表演形式异化的忧虑。与此同时，作为专业的历史学研究者，作者面对弹词书目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作者反复指出由于长篇弹词的故事主旨、内容和表演形式具有鲜明的流动性，将其作为史料进行研究有三点需要格外注意。一则是要注重其中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心态因素，要区分“虚构的文字”和“虚构的动机”。文学作品虽是虚构的，但创作的背景、成因却是真实存在过的。二则是要注意鉴别特定人物的描写。三则是考证、分析文学类史料时要更为仔细、慎重。笔力有限，本文对此书的精彩之处不能一一道来，故以待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