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的“魂”是什么？
从建筑本体看，今日开封的文旅胜景，建于宋的只有铁塔、繁塔等寥寥几处，“汴京富丽天下无”的“原装”早已湮没，但宋文化的魂是萦绕不散的，而且正日益浓烈。
州桥遗址，穿越时空，我们感受的不只是极度的安乐，也是沉沉的忧患。
中国如树，河南为根。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开封为本。
就此而言，很多迷恋于宋的朋友们，都欠开封一次真正的拥抱——经由开封，与宋相遇。
文人的风尚和生活的美学，让大宋二字自带神韵。而屈辱亡国的历史，又让大宋背负千载沉重。
如同有学者指出的，宋史研究中也存在“各走极端，以绝对好坏下定论”的问题，片面论述，忽略整体，过甚其词，过度渲染，数据离谱。
在褒宋者那里，诸如“宋朝GDP占当时世界的80%”一类的谬误，以讹传讹。
在贬宋者那里，积贫积弱似乎是宋的代名词。其实宋的经济实力并不弱于唐，在制茶、丝织、矿冶、制盐、酿酒、铸钱等方面的产量更是远胜于唐。
醉心于宋者，如黄宾虹，评价说“唐画如面，宋画如酒，元画以下，渐如酒之加水，时代愈后，加水愈多”。文学家郑振铎说，“中国绘画史必定以宋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英国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则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文化昌明和科技发明，倘若没有经济为基础，断然不可思议。所以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指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谈到宋，知识界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陈寅恪先生1943年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所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此话不错，但很多人往往漏引了后面的“渐渐衰微，终必复振”8个字。同时，人们也忽略了陈寅恪此说，探讨的是中国学术的复兴，而非国家的命运。陈先生的原意是，学术兴衰本是历史常事，正如儒学在唐末五代衰微至极，但宋人援佛入儒，儒学以理学（新儒学）的形式再次复兴。他据此相信，中国学术在近代衰微后“终必复振”。
何谓“中国学术复兴的宋学模式”？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讲得清楚，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又“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所以，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核心，是以开放态度激活民族的本来文化。这也正是“启封”的真义，即以新眼光、新精神“开启”被“封住”的传统底蕴，相辅相成，焕发焕新。
而这种开启与焕新，并不拒绝传承。如邓广铭所言，宋对隋唐的继承就包括：庶族地主的繁兴，交通运输工具的日益完备，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刻版印书事业的盛行，科举制度让天下英雄脱颖而出，等等。
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历史家不是诗人”“我们不是写诗歌，可以全凭感情”。“‘一叶惊秋’是诗人的敏感，作为一个历史家至少要多看见几片树叶，才能说秋天到了。”今日观宋，亦当如是。
有学人赞美宋朝文化开明，士大夫可以“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一个经常举出的例子是宋太祖立国后，在太庙里刻下祖训，其中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戒条。
但真的是宋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一样吗？
邓广铭指出，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之始，就在试行文化专制主义。所以秦有焚书坑儒，汉有罢黜百家。北周、晚唐、五代期内发生的“三武”“一宗”的毁灭佛法的事件，也是要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但北宋建立后，最大的注意力分别集中在：如何消除存在于各地的割据势力；如何防范文武大臣篡夺之祸；如何抵御北方强大敌国契丹王朝的侵袭；如何禁制百官间或士大夫间凭藉种种因缘而结为朋党，构成专制政权的一种分割力量等等。“这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北宋最高统治者们实在没有余力再去对文化事业的各方面实行其专制主义。
因此，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注：“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