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的“魂”是什么？
而到了元，在文化落后的蒙古贵族统治下，进而到明，用朱熹的《四书》注释和死板模式的八股文束缚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国的精神文明便都陷入了迟滞甚至倒退。明朝统治的260多年，真正有贡献的学者实在不多，“只有那些不肯入此牢笼的，如李时珍、徐霞客等等，才真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做出度越前人的成绩来”。
我是认同邓先生的观点的，即宋代的文化昌明，虽可归因于王朝的“不干预”，但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自觉，而是无暇干预、无力干预。尽管如此，不干预的效果仍很显著，人才得以涵养，寒俊得以崛起，士大夫也有相当的发言权，因开放，而开创。
那么，宋又因何而亡呢？
一种主要的学术看法是，宋朝守内虚外，崇文抑武，固然使分裂动荡成为过去，内部统一安定，但也造成积弱不武，对外军事能力偏弱。
由于宋太祖以武将黄袍加身的来历，宋朝守内的第一要旨就是猜忌和防范武将。宋朝的军制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削弱其指挥权限和主动性、灵活性，牺牲军事效能为特征。虽然军队的数目庞大，但宋太祖以后，军队大部分分布在对内镇压以防民变的岗位上，缺乏应有的教阅训练，素质差，训练差，军法废弛，军政腐败，官员对军士役使和刻剥，军队营利性经营，轻视骑兵建设，作战能力低。
从经济角度看，北宋末期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其主因是冗员过多，开支太大，财政危机严重。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朝的正规部队有100多万。以大观三年（1109年）和元佑三年（1088年）相比，官员增加了十倍多。京官中有一身而兼十余俸者。徽宗后期，更是大兴土木，靡费巨大。为维持王朝运作，投放的大钱、劣币、纸币数量过多，私钱也在泛滥，造成货币贬值，物价暴涨，社会动荡遂一一而起。
当我们反思与追究亡宋之因时，也要看到，宋从一诞生就处在“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艰难时世里，所谓“生下来就难”。
邓广铭先生的女儿、和父亲同样曾经担任过中国宋史研究会的邓小南对此有过深入研究。在她看来，赵宋本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用宋人的话就是“天下大势分为南北”，相当于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一直有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宋并存，且它们都不再是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能与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
在10~13世纪的亚欧大陆，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连接南北大陆带、驰骋于东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事实上，宋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而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
对宋不利的，还有天时地利的因素。邓小南指出，北宋、南宋之交，正处于气温的明显低谷期，作为农业立国的宋，因无霜期明显缩短，农业收成势必减产，对朝廷的财政命脉肯定会有不利影响；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当生活地带持续寒冷、干旱时，便会往更温暖的地方迁移，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斗力非常强，与农耕民族发生冲突时就会带来严重威胁。
从地利上，唐代百姓安居乐业，大规模农田开垦，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唐后期黄河频繁决口，宋朝接续了这种局面。“当时黄河向北摆动夺海河口入海，两宋之交由于人为因素，黄河曾夺淮河口入海。这两者之间的广阔区域曾经沦为黄泛区，农业主产区深受其害。”
以上的学术研究，当然并非定论，其对我们的启发是：国之兴亡，国之道路，往往是多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且往往会有此涨彼消的“跷跷板”效应。国之大者，须居安思危，常怀忧患，尤其要善于洞察“国之大失”“国之大患”的潜行踪迹。
我这一次回家，蒙开封市文旅部门精心安排，参观了不少项目，彻底改变了多年形成的“龙亭、铁塔、相国寺”的老框框。今日开封之于宋文化的呈现，早已不是几处星光点缀，而是满天星斗闪耀。
前面说到，很多朋友与宋的相遇，是通过热播剧，而不经由开封。
在中国历朝建都的名城中，开封的经济体量大概是最小之一，亦非省会城市。因宋之名，天下不敢小开封。但开封的体量和影响相对较“小”，也让宋的这篇大文章，更多写在了别处。
开封和宋文化之间，能不能形成一种必须“在地体验”的强关联，而不只是虚拟影像的穿越感？
这是我参观下来对开封特别有信心的地方。开封的“终必复振”，已经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