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认为，《文学的个人史》对于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的拼接本身就很符合《朝花夕拾》的风格，它包含了个人与公共的镶嵌、纪实与虚构的镶嵌，同时，它展现了鲁迅散文的发生，其中过程也平行了整个现代文学的发生。“在这本《文学的个人史》里，吴老师展现出《朝花夕拾》作为个人文学史所承担的文学和历史任务。”
吴俊的博士论文《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初版于1992年，距离《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刚好三十年。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文学性个人史写作的《朝花夕拾》，完成于鲁迅人生中充满危机和挑战的一个节点（1926年）。吴俊在书里写：“兄弟决裂是家庭危机的爆发和挑战，是鲁迅个人史上的一次堪称最为严重的受挫和失败。但与许广平的恋爱和后来的同居，则使鲁迅获得了新生，不仅家庭生活得以重建，而且个人史的最终走向得以调整、转折而上了正轨。鲁迅在身心两面、世俗和精神上都有了一个蜕变，甚至是浴火新生的提升和解放。《朝花夕拾》的写作就在这一个人史转轨——终结过往、重建未来——的交界节点上。”
“我们会发现，当鲁迅需要和现实拉开一点距离的时候，他就会进入回忆性作品的写作。他写于晚年的回忆性文章，很多也是从容的，不剑拔弩张的。”吴俊说，回忆性写作其实是鲁迅对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重新调整，“你会看到，鲁迅在写回忆的时候并没有完全进入历史，现实才是他写作的真正动力，恰恰是现实激活了他的回忆性写作。”
吴俊还认为，个人史是个人真实的过往记载，但并不意味着细节、具体情节、人物等就是客观真实的，其中或多或少会含有主观经验的成分，包括叙事方式也是主观性的。《朝花夕拾》因此显得别有意趣，在鲁迅作品中独树一帜。鲁迅晚年时曾表示还想写一部回忆作品集，也写成了几篇，包括《我的种痘》《我的第一个师父》等，但终究因病早逝没能如愿。《朝花夕拾》因此成为鲁迅唯一的个人史完整作品集。
特别的是，《文学的个人史》不仅关注鲁迅个人的生命印迹，也有疫情时期吴俊对于生命的特殊体验。陈子善说：“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题目，如果不是写于疫情时期，可能就变成了另一本书，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书里并没有写到疫情，但我们可以从字词行间感受到这是一本诞生于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讨论鲁迅个人史的一本书。”
毛尖从《文学的个人史》想到了一个词——“复调”。“除了《朝花夕拾》本身的复调性，岁月的两次打捞，兄弟失和后的隔空对话，鲁迅写《朝花夕拾》的时候，整个世界非常动荡，无论他自身还是外界都发生着很多重大事件。而吴老师写这本《文学的个人史》时也在经历着世界的巨变，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鲁迅写《朝花夕拾》时有着比较罕见的温度，《朝花夕拾》里的文章相比鲁迅其他文章是温度较高的。吴老师的这本书剔除了论文腔，展现了愉悦的激情与喜悦，他本人的个体生活也进入了文本研究，作者与论者产生了情感上的匹配。”
“我恐怕这本书还要继续写下去。”吴俊向现场读者们透露，这本书以后可能会重点落在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他在上海的生活。
在吴俊看来，对鲁迅思想的过往研究，不管切成几段论，都有一个把一个人的思想硬性切断做一个不同定型的认识。“但至少鲁迅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生当中都是在不停地寻找一个未来的，能把个人价值和中国价值合为一体的实践。他不停地探索、转向和定向，但是他在上海完成自己有限人生的最后定向。”
于是，这本“会写下去的书”就从鲁迅的南下之旅说起，经广州到上海，定居上海，直到去世。吴俊还特别提到了内山书店这个角度，他将鲁迅在内山书店的经历视为鲁迅的第二次留学日本，以此从知识资源、思想资源上了解到底有哪一些现当代世界资源塑造了鲁迅最后十年的世界观定向，“这一点，对我们了解鲁迅，了解五四以后的几代知识分子，包括了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变化，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