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记载：“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子，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必信；虽曰不学，吾谓之学矣。’”“贤贤易色”一句究竟何意历来有多种解释，到了朱熹这儿就整体上让孔子变成了排斥情色的道学先生，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贤贤”，朱熹的理解可从——“贤人之贤”，也就是“贤人”之所以为“贤”。现代有学者，把“贤贤”解读为“以别人的贤能为贤能”，应该不妥。
朱熹说，“易其好色之心”；或今人解为不重姿色而看重品德，大约均不准确。
许慎与甲骨文无缘，于是对一些小篆字的解释，便不免有“望文生义”之弊，比如“家”字即是。朱熹包括后来的许多人，亦无幸见到新进出土的上博简孔子《诗论》，很可能也被限制了想象力。
“上博简”，为上海博物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入藏的战国楚竹书竹简。共1200余支，35000多字，整理出若干重要古籍。其中的29支竹简共1006字，研究者先定名为《孔子诗论》，后来多以《诗论》命名，其为孔子论《诗》没有异议。
《诗论》中所展示的孔子对“情”与“色”之观念，或许可作为解读“易色”的一把钥匙。
从董仲舒到宋明理学，给人以孔子蔑视“情”“色”的印象，似乎“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孔子的主张，好像孔圣人就是一个老八板的道学先生。
孔子到底如何看待“情”与“色”？虽然“食色，性也”出于告子之口，非孔孟原话，但的确源于孔子思想。
《礼记·礼运》载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即本于此。孔子认为，“食”“色”，是人之本性。
《礼记·坊记》《论语·子罕》《论语·卫灵公》均载孔子曰：“好德如好色”，他认为，不必对“好色”大惊小怪，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礼记·大学》又载孔子之意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这是说，“恶恶臭”这种厌恶奇臭气味的心理和行为，与“好好色”这种喜爱美好异性的心理及形状，都具有合理性，因为皆出于人们不加掩饰之“诚”。
至于《论语·子罕》所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则是孔子强调了即便是人性基本欲望，也需要以“礼”加以匡正和约束的重要性。
《诗论》里，孔子亦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第10、12等号竹简中，反复出现一个字，多位重要学者释为“改”，并将其义解为“俟”，即“大”或“重要”之义。如“《关雎》之改”，是孔子讲这首诗“重要”或“意义重大”。意义就在于，以“改”，进一步强调了《毛诗序》所讲的“风”“正”“化”即“移风易俗”的重要性。
朱熹的“易其好色之心”，即使从“移风易俗”这的角度来解释“易色”的。
晁福林先生认为，“改”即“移风易俗”说得通，但好像还没有把孔子对“爱情和仪礼”的深入思考讲清楚。
他把《诗论》中一段话已成了白话。孔子说：“《关雎》一诗的伟大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结果好于开始。《关雎》一诗将男女的爱恋情感纳入礼的轨道。它的第三章意指男女双方有同样的表现，皆有卧不安席之意。它的第四章就是对于欢愉情绪的描写。《关雎》以琴瑟给人带来的欢悦喻指君子求得淑女以后夫妇间的和美；用铿锵有节的钟鼓声所给人带来的欢乐，喻指淑女的喜好。如果能够将淑女之愿和对于配偶的美好追求都纳入礼的轨道，不就能够达到伟大的境界了吗？”
晁福林先生说，孔子对于“情”“色”和夫妻关系，讲到了两个最重要之点——一是“喻色于礼”；二是“慎始敬终”。晁先生解释得很有道理。
孔子上面所说，与《韩诗外传》卷五中，孔子回答子夏问诗的一大段话，相得益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虽神龙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美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唯》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
这是说，孔子认为，对于男女情爱，这样的人之本性，《关睢》之道，给出了“涵盖天地万物”的终极答案，儒家经典也源自《关雎》，所以“之事大矣哉”，称得上“至矣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