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食史互鉴,以艺证心——关于葛亮《燕食记》丨特约评论
所谓“成人”,不是年龄上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生命意义上的,其实质是“我成为我”。少年阿响在药房听到吉叔和叶七的游戏对话:叶七问吉叔:“你是谁?”吉叔答:“我是无尾羊。”吉叔反问,叶七则答:“我是我!”少年阿响尚不能明了二人对话的真义,请教周师娘,周师娘说:“响仔,你看看,‘羊’字底下一个‘我’,是个什么字。”之后,当被问到“你是谁”时,阿响的“我是我”并非有样学样的简单模仿,这个意味深长,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自我寻找和确认,正是精神成人的历程。在传统儒学视野中,成人的过程就是锻造君子人格的过程,成人就是使自己合乎仁学法度,就是人合乎于礼。
需注意到,葛亮并未拒绝这个过程中的个体选择,他将精神成人体认为更复杂、动态的生命抉择。少年荣贻生并未依照母亲慧生的期望学医,日后五举也未按照师傅荣贻生的期望,成为粤饼大按。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燕食记》的精神伦理中,依于仁不应是主体对礼制的屈从,而是主体听见内心召唤,走向自我的过程。月傅给儿子贻生的嘱咐,是“艺可全身”。一技傍身,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最朴素的生活和劳动伦理。可是个体是历史中的个体,主体在技艺中安身立命,关乎禀赋、悟性和志趣,也不能不受着历史风雨的影响。因此,一个大厨的诞生,实是一股不竭意志和坚韧心力,穿透风雨和苦难的结果。个体如何在动荡的历史中确认自己,这是《燕食记》隐藏在食与史的勘探背后的精神命题,也是作品给我们提供的重要启示。
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缺饮食文学。那么,在古典到现代的饮食书写中,《燕食记》提供了什么样的独特性?
必须从孔子说起。孔子是个讲究人。可是,不是今天美食家意义上的讲究。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
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很多人以为孔子是在养生,哪里呀,孔子是在养礼。作为一个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为君子立法者,孔子讲究食,讲究的是吃食背后的礼制。《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夫子看到人类欲望的根源,主张的却是以礼匡欲。所以,孔子提供的关于饮食的礼教话语。漫长的历史,无数的官家飨宴,无穷的民间饮食,食在中国人何止是果腹。口腹之欢,舌上滋味,倾注了中国人无穷技艺和审美想象力。及至明代的李渔和袁枚,一种文人化的饮食话语已然生成。李渔以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袁枚更是由饮食而勘探物性的高手,他以为“猪宜皮薄,不可腥臊;鸡宜骟嫩,不可老稚;鲫鱼以扁身白肚为佳,乌背者,必崛强于盘中;鳗鱼以湖溪游泳为贵,江生者,槎枒其骨节;谷喂之鸭,其膘肥而白色;壅土之笋,其节少而甘鲜;同一火腿也,而好丑判若天渊;同一台鲞也,而美恶分为冰炭”。品食如品诗,只有文人才将饮食美学化,饮食则由口舌而通于情趣、怀抱和天地。及至“五四”,一个大开大合、大破大立的时代,旧制当破,现代转型。可在饮食这件事上,“五四”延续的不过仍是饮食的文人审美话语。周作人以为,“看一地方的生活特色,食品很是重要,不但是日常饭粥,即点心以至闲食,亦均有意义”,“外路人又多轻饮食而着眼于男女……其实男女之事大同小异,不值得那么用心,倒还不如各种吃食尽有滋味,大可谈谈也”。(周作人《卖糖》)所谓“饮食男女”,男女之性及性别议题,正是现代话语大展身手的场域,反是面对饮食,现代性倒有点不知从何下手,只留给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风雅文人,在辨味中展示其情趣与品味。
当代作家,在饮食的文学表现上令人印象深刻者,如汪曾祺、陆文夫,将饮食、生活、文化和情趣熔于一炉,异彩纷呈,其实仍是饮食的文人话语。另有一类,与其说是写吃,不如说是写“没得吃”,提供了当代文学的“饥饿”书写。莫言、阎连科、刘恒、阿城等作家对此均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棋王》二个关键词,一曰棋,一曰吃。读者忘不掉火车上王一生的吃相:“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舔了,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抵岸的神色小口小口地呷。”这不是饮食书写,这是“饥饿”书写和反思现代性,即是以“饥饿”为镜像对一段人心、文化和历史的发掘和考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饮食话语的一副重要面孔。正是在当代小说这里,现代性思想为饮食话语注入了全新的元素。在王安忆《长恨歌》中,日常吃食,似水流年,饮食成了革命现代性之外日常主义生命样式的表征符号。评论家说得对:“王安忆的饮食书写关乎‘日常’与‘大历史’的辩证机心:柴米油盐承载着日常生活难以被大历史撼动的恒定性,却又始终深深扎根于大历史。换句话说,离开了具体的历史和历史中人,也就无法理解王安忆笔下的一蔬一饭的复杂和独特所在。”而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何以让烈士之子陈诚成为法拉盛名厨?“这也是王安忆最想要追问的问题:大开大合的历史潮水退去后,他要如何面对母亲的幽灵,消化家人挥之不去的苦衷、懊悔与怨恨,与‘不像母亲的儿子’的责难和解,并在新大陆上重生为一个真正的自己?”(刘欣玥《天下或有不散的宴席》)信哉斯言!个体在错动的历史中如何立诚,这是王安忆念兹在兹的文眼。而所谓厨食宴饮,不过是与乌托邦对位的日常主义符号罢了。换言之,王安忆并无勘探饮食的本意,不过找一中介,借以追问乌托邦时代风流散去,革命者的儿女们将如何面对自己、安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