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在用的小红书，村支书也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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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大家在小红书上就能轻易看到大洋彼岸的农场，外国人在小红书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乡村。
不论在何处，乡村总寄托着我们的某种乡愁，是我们可以放下疲惫的地方。只是，提到乡村也总免不了一个话题：到底乡村该如何向前发展？
这是鲍鑫这四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琐碎的村里事
前几天，鲍鑫答应小红书的邀请，参加“乡村漫游”年度大会做演讲，介绍他从上海的上市公司回到村里当党支部书记的经验。要做演讲，就要提前写好演讲稿，也要提前准备好 PPT，这些都得反复沟通。不过这些沟通总被打断或者推迟，直到演讲开始前两天，最后的内容依然没确认好。鲍鑫不着急，他反而安慰小红书的员工，说要说的内容自己已经讲过几十遍了，特别熟悉，不用担心。
也没法不担心。鲍鑫是浙江省安吉县夏阳村的书记，这里是小红书开始做乡村振兴公益项目的起始，他的演讲也被安排在压轴位置。最后双方终于确定了沟通时间。
到了时间，鲍鑫没有出现，直到晚上十点，他才姗姗来迟，因为村子里又有事情了。
夏阳村在赋石水库旁边，是水源地，开发项目有环保红线限制。鲍鑫觉得，法律规定不能从事与水源保护无关的活动，那自己就做一些有关的。这里有中华秋沙鸭，是珍稀鸟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他觉得可以在水库旁边租个房子，改成观鸟站，做生物多样性体验，是环保项目，也能带来旅游收入。
没成想，房子谈好了，设计做好了，等着施工，项目又被叫停了。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但首先得把房子退了，不能干耗着租金。可退房子意味着村民会有损失，鲍鑫得去村民家里做说服工作。一张八仙桌，四个人围着谈，谈到晚上十点多，总算把事情安排妥当。
鲍鑫已经习惯了在夜里和村民们开会，商讨各种问题。
这只是他日常琐碎工作里的一件。做了村官，每天总有或大或小的突发事情要处理。有的村干部住在县城，但鲍鑫就住在村里，这意味着他是个“全天候书记”。下午四五点离开村委会，鲍鑫会去打个球，路上也总能遇到村民提意见，说这块路要再平整一下，说那个转角应该多加个路灯。鲍鑫都答应着，第二天到了办公室立马记下来，看看怎么安排处理。
见缝插针，双方还是定好了演讲的内容。等到大会要开始时候，鲍鑫又错过了大巴。小红书员工连着打电话联系，才知道原来他昨晚去了一个酒局，去帮村里拉资源，结果喝多了。
好在，他还是自己打车，及时赶了过来。他没有食言，到了演讲台，他轻车熟路，讲述自己如何辞掉上海的工作，如何回到村子里做书记，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带着大家一起致富。他滴水不漏，感谢了小红书，也感谢了县委组织部，还感谢了没到场的其他合作伙伴，时不时抖个包袱，总能成功地带动台下观众情绪，引来一阵阵笑声。
鲍鑫在小红书2025乡村漫游大会上发表演讲。
没人看得出，他正经历着宿醉反应。总算忍着不适演讲完，鲍鑫就得马上找个地方窝着休息。再过一天，他还得回夏阳村，组织村里分红的事情，一年到头，大家都盼着这事，要办得热闹点。
这是鲍鑫做村书记的第五个年头，工作里当然有麻烦，但已经很少有意外，他总能应付得了。
“书记是把我们也当成大学生了”
回到生养自己的村里，凭借自己的能力，为家乡做贡献，振兴乡村。这事情听起来振奋人心，但真开始去做之后，往往是在一条窄窄的路上，左支右绌，歪歪扭扭地往前走。
2020 年，浙江在全省村社推行“一肩挑”政策。一个人要同时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同时，任期也从先前的 3 年变成了 5 年，方便村社负责人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带着村子发展致富。
先前，夏阳村村干部有 5 人，平均年龄 53 岁，能做好基本的工作，但进一步的发展有心无力，只能走一步算一步。镇党委组织部要找到“头雁”，只能从外面找新人。
鲍鑫虽然长期在上海工作，但户口没迁走，他也喜欢村子，每个月都会开车回来钓鱼，参与村里的义工和党员活动，和村里镇上关系都算熟悉。因此，镇党委书记打了几次电话给鲍鑫，也多次上门拜访说服，希望他回来担任村书记。
鲍鑫觉得，这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也能看得到未来的前景，“要是干成了，后面就可以对外面吹牛了”。但是干不成怎么办？鲍鑫也觉得没关系，自己三十来岁，还可以赶紧去试一下，不然等到四十岁，可能没机会也没精力去尝试新东西了。
“我回来要大展拳脚了。”鲍鑫说，“但就是没想好要怎么大展拳脚。”
鲍鑫（中）正和工作人员一起规划营地建设。
十年前开始，乡村干部已经在往年轻化的方向发展。先前村干部往往是“兼职”，主业还是农活，或者有自己的一摊小买卖。但年轻村官则是要经过选拔、面试，上级政府给任务，上级政府发工资，“村官”成了他们的本职工作。鲍鑫成为村里一把手后，要对村里的工作“一肩挑”，村民们能否买这个年轻人的账，成了工作能否顺利开始的关键。
鲍鑫开始时候的工作不太顺利。
年轻人难当好村里一把手，首先还不是能力问题。乡村是熟人社会，以前村干部在村里有威望，往往因为他们和村民朝夕相处，帮人做事，大家知根知底，所以能够拿到选票，像鲍鑫虽然是夏阳村人，但长期在外，在很多村民眼里已经不算是自己人了。
鲍鑫也不习惯和村里人交流。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时候，他如同在企业里开例会一样，讲未来趋势是什么，风口是什么，夏阳村的优势是什么，应该怎么抓住这个机遇。下面村民一片茫然，说“书记是把我们也当成大学生了”，听不懂鲍鑫在讲什么事情。
乡村和城市的矛盾也不一样。乡村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土地属于集体，却是个体使用，于是村干部就得处理农业生产、占地纠纷等特有的事务。而且，很多矛盾也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比如在村子里修路，要和途经的每家都谈好。有路方便，大多数人还是乐意修，但也可能中间的人家就不愿意了，他觉得自己占不到什么好处，而且更不愿意其他人家占好处，“巴不得人家不好”的心态多了，沟通就难上加难。
为了降低沟通成本，鲍鑫决定换个方式，在每个自然村里摆了个茶摊，上面有个纸板，写着“先来聊一聊”。村民有什么需求，就先记下来，最后筛选出来最迫切的需求是修路灯，其次是修路。于是，村班子想办法筹集了一部分款项，先把路灯装好了。
灯亮起来之后，鲍鑫松了口气，知道自己终于做成了一件事。他开着车，走一段路会把车灯关了，测试下村民走路或者骑车时候到底能不能看清楚。他享受在这样的地方慢慢往前走。
这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鲍鑫为乡亲们装好了路灯。
村里人务实，讲风口讲趋势他们不懂，但现在也知道鲍鑫是愿意在这儿好好做事情的。鲍鑫喊人一起清理垃圾，也有不少人响应。
夏阳村水库旁边有一块草坪，风景开阔，时不时会有人自驾过来野餐。只是先前没有人去做运营，更没有人去做规章约束，来野餐的人往往直接把车开到草坪上，也有人在草坪上点篝火做烧烤，垃圾就随意扔在草坪上不收拾。夏阳村没从这些人身上获利，反而草坪被破坏得很严重。
鲍鑫带人从水库旁边的草坪开始捡垃圾，捡了两三个月，最终清理出 57 车垃圾，也做了细致的规划，避免来往的游人继续破坏环境。
在鲍鑫带领下，乡亲们一起清理了草坪上的垃圾。
刚清理好不久，有剧组联系鲍鑫，要在这片草坪取景，给了 3000 块钱。他意识到原来这片风景也可以卖钱，于是明码标价，第一年的收入达到了近百万，成本只是雇了两个人来看门，这样的收入“虽然粗暴，但是很管用”。
在这时候，在两小时车程外的上海和其他一线城市里，露营正在兴起。
起风了
鲍鑫人在夏阳村，但上海教育资源更好，孩子依然留在那里读书，他有空就得回上海带孩子。
有次带着孩子在黄浦江边散步，在江滨公园里看到很多人搭帐篷。他找了几个比较精致的帐篷，和里面的人聊了聊，知道这叫 glamping，精致露营，2020 年之后发展势头很猛。
鲍鑫有着自己的敏感，于是拿出来夏阳村的照片，问他们这里适不适合露营。他们说这里很好，鲍鑫便邀请他们来夏阳村体验一下。
于是只有基础设施的小杭坑营地迎来了第一批体验者。鲍鑫问他们有什么意见，有人说这里没有天幕，有人说这里应该加一些座椅。基地赚了钱，鲍鑫就按意见去买，一点一点搭建起来。
鲍鑫的小红书账号里经常分享自己的日常。
露营在小红书上很火，鲍鑫就在小红书上开了个号，名字是“小杭坑掌柜”，发风景，发攻略，也和来的游客直接交流。时间久了，夏阳村在小红书上火出圈。2022年，小红书公益团队前来参观，恰好遇到鲍鑫，做了交流。鲍鑫觉得，小红书团队有运营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真的想把这件事情做成，团队承诺，会把这一项目的收益，都继续投资在村庄建设上。
很快，鲍鑫和小红书团队达成了合作意向。夏阳村集体不再承担前台的工作，而是以资源和资产入股，做配套和优化服务，具体的运营工作全盘交给了小红书团队。双方通过“保底租金+流水分红+服务经费”的方式，结合成了利益共同体。
小红书是个支点，让夏阳村可以撬动起更多的资源。因为小红书的进入，更多知名露营品牌也更有意愿参与进来，并推出了音乐节、品牌发布会、公路旅行等特色项目。
2023 年，小杭坑的露营帐篷住宿客单价达到了两三千元，依然有络绎不绝的追随者。这一年里，夏阳村的旅游收入增长了近 3 倍，突破 1500 万元，“小杭坑”“生态露营村” 等品牌深入人心，提升了村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成为网红打卡地。
一同建设小杭坑的小红书员工合照。
腾出手来的鲍鑫和其他村干部，有更多精力去计划其他的事情。
比如为了让大家都得到好处，村干部设计了多层次的分配方案。露营基地需要土地，鲍鑫便从村民手里租地，租金比市面上提高 40%。同时，他也开放了露营基地的股份，村民可以拿现金入股，每年有 6%的保底收益，还能随着露营基地收入的提高而获得更多。
但利益分配只是第一步，鲍鑫要让更多人参与到夏阳村经济的建设里。村里老人多，一些老人七十多岁，已经没地方出去打工，鲍鑫便叫他们过来打扫卫生、端盘子、洗菜。有些人年纪轻，可以干一点重活儿，比如拿牧草来铺被子。在这个链条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情。
鲍鑫一度不喜欢重复自己的故事，可他后来发现和小红书合作出了名之后，政府资源也很快来了。于是他就一遍一遍地讲，对媒体，对参观团，对上级政府。他也会主动和上级政府提诉求。有领导过来，例行询问，想了解鲍鑫有什么诉求。鲍鑫简单明了，说需要涨薪。他说第一年第二年可以凭着情怀做事情，那第四年第五年还能留下来吗？后面的人能留下来吗？最终，他的工资从三千六百元涨到了五千多元，还有绩效奖励，整个安吉县的村干部也跟着涨了薪，鲍鑫说在这件事上，“自己是做了巨大贡献的”。
他也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一把手”。干部班子之间难免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鲍鑫有时候就会自己拍板，“道理要讲，但有时候也得打一棍子”，恩威并施，团队才有战斗力，一味搞和谐没什么用。和小红书合作时，班子里就有不少不同意见，他还是坚持推动下来了。
拓一条新路
鲍鑫说，现在自己说话越来越土了，但反而跟人交流越来越顺畅了。回村之后，他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最早时候想的只是如何把这些难题解决，很多问题想不明白，就只能干了再说。过了几年，他回头时候才发现，自己也提升了很多，感觉突破了先前的瓶颈，用句土话，就是肚量被委屈撑大了。
现在他想再去找一些露营之外的机会。露营基地这一产业形态，依靠自然资源，受到地域与资源限制，能看到经营的天花板。村干部们讨论觉得，不能只做产品，也需要去做品牌。于是他们把精力放在“小杭坑”和“向阳而生”两个主题 IP 的运营上，希望这些 IP 能够突破地域和资源的限制，成为文化符号。如今，村里已和斯凯奇、伯希和、大白熊、挪客等十多个国内外知名户外品牌，打造联名款产品。
2025年的焚火大会现场，众多知名品牌齐聚于此。
先前外出寻找出路的夏阳村民，也愿意回到村子里找机会。
姚欢七年前来到夏阳村，成了“夏阳媳妇”。如今来村子旅游的人多，她把一楼车库改成咖啡店，用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命名为“等风来”。如今风来了，她可以在家照顾孩子，每年也有三四十万的营业额；鲍群群 17 岁离开夏阳村，最近又回了家，经营起了一家西餐厅。
与此同时，夏阳村也开始对城里人发出邀约。他们会去一些旅游学院里招聘，吸引毕业生入乡，在鲍鑫的设想中，一个充满活力的乡村，应当是吸引年轻人、成就年轻人的平台，是一个人才向往、认同、逐梦的地方。
如今的夏阳村，已经不再是原本的“空心村”，原住民、归乡人、外地人，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这里，夏阳村也能够更好发展，用更大的平台，吸引更多年轻人。乡里需要鲍鑫这样的年轻人，而年轻人也需要合适的乡村，作为发掘新生活可能的平台。
鲍鑫（右一）与夏阳村村班子在村委咖啡馆合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春光认为，乡村振兴并不仅仅需要资金支持，背后涉及到更深的社会命题。在他看来，乡村文旅发展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研究城市如何支持乡村、乡村如何反过来滋养城市，探索当前城乡关系及其中社会与人的发展与变迁。
这也是小红书接下来的方向。
先前互联网公司参与乡村振兴，遵循的思路大多是让城里人看到乡村，把乡村东西卖出去，但单向的销售难以真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立交流。这或许并非因为他们不想，而是为了避免城乡之间的价值冲突。毕竟卖东西简单，而要让城乡理解彼此的生活，就有着更难的水磨功夫。
没有人比小红书更适合做这件事。它是一个社区，也是一个平台，社区聚合人，平台聚合内容，不论城乡，甚至不论国内还是国外，来了小红书，都会迅速被这里的氛围同化。毕竟，每个人心底都希望得到真诚的交流，都希望看到更美好的生活。
小红书上有了越来越丰富多元的国内外乡村内容。
每个人心里都对乡村有着某种乡愁感受。不论是夏阳村，或者是远在德克萨斯的农场，都总能吸引着我们，唤起我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小红书想做一座桥，把这种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真正能够改变乡村的力量，从而让每一个乡村都能绽放出独特的魅力。
2024年，小红书发起了“乡村漫游”公益扶持计划，发挥平台文旅种草能力，在全国云南、宁夏、广西的3个省域、32个乡村进行了试点，并宣布要在三年时间内，助力中国300个乡村通过文旅振兴实现自身发展的目标。
小红书“乡村漫游”公益扶持计划。
有着这样野望的小红书，也遇到了鲍鑫这样的新一代乡村青年。他们熟悉互联网，对文化与生活有着自己的敏感，也知道如何在新平台上展示乡村。不再是喊口号，也不再是忆苦思甜，而是以更有人情味的故事，来和屏幕另一边的人做真诚沟通。
他们开始来到乡村，可能是因为这是生长的地方，可能是因为这里景色优美，而他们愿意留在乡村，愿意努力做事，那一定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发现了更好的自己，感受到了更大的自我实现。在乡村里，他们找到了一条新路，让他们更加自在。他们也加宽了这条路，能让更多人加入进来，建设乡村，也拓宽自己。
作者｜君泽
设计排版丨赵姝萌
图片来源丨小红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