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4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慰安妇肖像墙。图片来自ICphoto
红星新闻记者 卢燕飞 发自湖南岳阳
实习编辑 朱洁英
她们知道终有一天自己会消失在那个熟悉的村落，化作一缕青烟。
当年残害她们的人像科莫多巨蜥一样等待她们被遗忘，以免她们的正义的声音被更多怀有良知的人听见。
这是一段悲伤的历史，也是一段让她们难以启齿的经历。她们坚强的活着，更多的人临终前未能听到属于她们的歉意。
最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馆的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了3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她们分别是101岁的方奶奶、95岁的欧奶奶、91岁的沈奶奶。
采访最后的“慰安妇”幸存者，对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场考验。期间我们见到了最小的受害者，她是今年86岁的易菊连。“他们不应该到我们这里来，日本人来了我们心里不舒服。”她没有上过学，也不认识字，提起侵华日军心中只有一个“恨”字。
还有93岁的彭竹英老人，她在9岁的时候遭遇侵华日军的细菌弹，造成双目失明，15岁时被日军抓获备受折磨，从此失去生育能力。她在黑暗中度过84年，将自身经历递交给联合国，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如今，纪录片《二十二》中拍摄的老人都已去世，目前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只剩下14人。
长期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苏智良教授说，尽管侵华日军暴行过去了70多年，但我国的“慰安妇”幸存者还在，日本政府还没有认罪，所以这段历史并没有真正结束。她们经历那么多痛苦依然选择向上生活，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
易菊连
提起日本侵略者，心中只有一个“恨”字
第一次跟易菊连见面，她正拿着镰刀在门前房檐下割草，看到外人过来，像个小伙子一样朝着我们快步走来。
她是在册“慰安妇”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生于1936年9月11日，今年86岁，现住在湖南平江县一个小山村。
平时她和小儿子儿媳住在一起。由于家里只有两个房间不够住，小儿子有空从外面打工回来的时候，还在用红砖一点点盖房。老人的儿媳说，易菊连现在患有支气管炎、冠心病和便秘、高血压等，平时在喝中药。由于走路不碍事，所以至今还没住院治疗，只是在村里开了点药。
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过村子，除了在房前除草就是到田里干点儿农活儿。每天上午、下午还会找时间打个盹儿。
在与易菊连交谈时，记者也会时不时听到易菊连喘息的声音。她从小没有读过书，也不认识字，但很多道理都懂。当记者问她对现在日本人的看法时，她说她表达不出来，只知道恨。她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进行维权，自己很少向村里人提过。
易菊连之前的经历，志愿者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根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记录，1944年初夏时节，日军最后一次来湖南上沙县金井镇扫荡，已经丧失母亲的易菊连拿着一床草席跟着父亲一起逃难，在长沙县王板洞遇到日军部队。
当时有几个日军手里拿着枪威胁他们，嘴里说着“卜啰卜啰”，大概意思是“不许动”，还有“花姑娘不要跑”。父亲吓得不敢作声，眼睁睁看着易菊连被日本兵抓走。
易菊连当时不到10岁，自己还没有一床草席高，就被几个日军强暴了。者愿者不断向记者比划，当时易菊连跟现在的床宽差不多，在1.2米左右。后来，日本兵将易菊连带到一个离家大约10多里的地方，关在一间房子里。她记得是一间茅草屋，窗户不坚固也不高。在那里每天都有日军对易菊连施暴，将她折磨得不成人样。
不知过了多少天，易菊连发现门外的日本兵没有了动静，于是就从窗户跳出来跑回家里去了。到现在易菊连都还怕日本人，看到电视里放日本兵就会流泪。
在易菊连床边，志愿者向红星新闻描述当时寻找易菊连的经过。他们刚开始在易菊连所在的村子里寻找另一位“慰安妇”，不过找到的时候被对方否决了。后来村支书告诉志愿者，村里还有另外一名受害者，名叫易菊连。当志愿者找到易菊连时，感觉她太年轻了，有点不太相信。“易菊连看到我们也有些害怕，她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世道，怕找麻烦的来了，戒备心很强。”志愿者说，后来通过女性人员做通工作，她才愿意开口向人们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