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次摆摊，何琴有八次都能遇上城管，“我们小区楼下的城管平时六点就下班了，商圈的城管会晚些，基本在七八点。有的地方城管比较严，可能十点还在那守着”。遇到城管后，她有两套解决方案，要么立马关掉后备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城管离开后再重新售卖，要么乖乖地把车先开走，在周边绕个几圈再回来。如果都不行，就只能再换地方，“一共也就两三个小时的黄金时段，如果一直跟城管耗着，东西就卖不出去了”。
最倒霉的时候，何琴曾在一天之内连续换了四个地方，一打开后备箱就有城管让她们离开，跑了二十公里才落脚。当天剩下十几块提拉米苏没卖出去，她只好送给身边的朋友。
图 / 视觉中国
随着后备箱摆摊热度不断上涨，许多摊主也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何琴被拉入了一个叫做“济南打工人”的群聊，经常会有人在群里通气，哪里有城管不能摆了，哪里适合摆。
后备箱摆摊也不仅仅是体力活。在晓萌看来，之所以自己能卖得这么好，一方面是车辆集聚带来的客群，另一方面是社交媒体带来的流量。
很多摊主会在摊位前架一个三脚架，从打开后备箱准备摆摊到收摊回家，都会全程直播。期间他们会与观众们互动聊天，接着加联系方式，进入顾客群，拉新水到渠成。有些则会拍摄一些小视频，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写摆摊日记，分享摆摊经验，如摆摊准备的材料、摆摊的地点等，很多人都会在底下评论“可以线上预定吗”“明天在哪里摆，我也想买”。
万物皆可后备箱。在部分城市不能堂食的政策限制下，实体店主们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在昆明开甜品店的阿雅，在自己的摩托车后面安装了一个30厘米高、拥有两层抽屉的铁皮箱，卖手工生牛乳酸奶。还有人另辟蹊径，开起了“自行车上的咖啡馆”。
总得找个赚钱的门路
摆摊的营生并不新鲜，只是在持久的治理下，流动摊位越来越少。在疫情中，许多人原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被打乱，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把车开到街上开始摆摊，卖的东西五花八门，加上社交媒体的发酵，后备箱摆摊这件事成了潮流，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在精致的后备箱下，掩盖着摊主们无奈的现实生活。有人是实体店老板，带着三五员工出来摆摊，想拯救不景气的生意；有人白天是坐在办公室的白领，晚上则成了搞副业赚钱的摊主；有人是刚毕业或正在上学的大学生，将摆摊当锻炼或者找不到工作的过渡；有人因疫情失业，想通过摆摊白手起家。
晓萌摆摊也是出于无奈。去年，她在西安小南门附近经营着一家200平方米的火锅店，由于疫情反反复复，她的店也经常关停，最长的时候关了一个星期，员工的工资和房租照花，入不敷出的状况让她焦头烂额，没开半年，她就将店面低价转让，亏了60万。
接着她便尝试找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化妆品销售员，底薪1500元，提成得靠自己拉客。没干两天，晓萌就觉得干不下去了，“因为疫情，商场人太少了，没有客源，挣的还没花的多”。她又接连找了几份其他的工作，从化妆品销售员到女主播，再到医美销售，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四月初，她辞掉足浴城前台的工作，意识到自己彻底失业了。
因为疫情，很多城市取消了聚集性活动，禁止了堂食，对于餐饮业的实体店主来说，后备箱摆摊无疑成为了一根救命稻草。石雯在苏州市吴中区经营一家奶茶店，疫情之前每天能卖200单。2月中旬，当地疫情变化，每天能否正常开业都不确定，即使开业了，顾客也无法堂食，订单量急速下降，每天最多只有50单。
禁止堂食后，顾客只能到店取餐。图 / 视觉中国
她的丈夫在工地做包工头，受疫情影响，工地的施工也暂停了，有一批农民工还被困在老家，人手不够。每个月，他们家需要缴纳74000元的工地厂房房租和2000多元的房贷。去年八月份，两人生下二胎，各类支出压得这对90后夫妻喘不过气。
总得想想办法吧。石雯偶然发现，有人在丈夫工作的厂区门口摆地摊卖饮料，上下班的时间，总会有很多人在这里买水。她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奶茶店也搬进了后备箱，奶茶定价在15-20元左右，比店里贵两三块。摆摊的第一天，生意好得出乎她的意料，准备了30杯一个小时就卖完了，到了第三天，她准备了40杯，车前甚至出现了“网红级”茶饮品牌才有的拥堵排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