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到账的声音激励着石雯风雨无阻地出摊，生意也越来越好，一起似乎都在步入正轨。5月7日，30度的气温透出苏州的夏日气息，湿热的空气钻进人们的皮肤。下午五点，石雯扎起一个高马尾，将刘海夹至脑后，将20升的冰块桶、冰水桶、红茶桶和其它物料依次摆入后备箱内，一切准备就绪。到了厂房门口，刚准备下车，就被眼前闪着红蓝光的执法车辆给“吓懵了”——城管正在驱赶和她一样在此摆摊的车主。
等了两个小时，城管还没走，可是东西都准备好了，“再等五分钟”的侥幸心理下，一等就等到了晚上十点，城管还在，她只好认栽，家里还有小孩需要照顾。
回到家后，已是晚上十一点，将两个孩子哄睡后，丈夫给饥肠辘辘的她煮了一碗泡面，还没来得及吃，石雯又急忙开车上路，因为有人在摆摊群里发了一个晚上人多的摆摊地点。此时出摊，迎接的是和白天截然不同的客群，一大批沉浸在夜生活当中的年轻人聚集在后备箱摊外，当天石雯忙到了凌晨一点半，几乎卖完了40杯，回家后倒头便睡。
之后她就开始半夜出摊，丈夫怕她吃不消，劝她不要再继续做了。跟不上的体力也一度让石雯想过放弃，但是她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她没读过大学，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经济压力之下，摆摊带来的小小的收入反馈，是很鼓舞人心的”。通过后备箱，她每天能赚200-300元，虽然比开店少得多，但总比没有好。
谈到后备箱摆摊的契机，闫国强的东北口音中乐观诙谐的语调消失不见。他原本在天津的一条商业街拥有80平米的服装店，卖潮牌服装，女朋友则在隔壁开美甲店，刚开始每天都很忙。疫情暴发后，线下客流量越来越少，“大街上出门的人都没见几个”。
最后，花了40万投资的商铺转手了，他还负债30万。迷茫了一阵子，他终于决定开车出来摆摊，“刚开始会觉得没面子”，但是生活还要继续，“债要还，穷得只剩下一台车了”。就这样，他开始在后备箱卖泡面，在灶台前从下午四点站到凌晨一点。
图 / 视觉中国
权宜之计
店面倒闭和找工作的经历给晓萌留下了阴影，她不敢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中继续投资，但是一直待业在家也不是办法。有一次偶然路过一个后备箱摊位，卖提拉米苏，25元一块，价格比实体店都贵，但车外排了四五十个人，一个女人在包装，一个男人则负责收钱，两人忙得头都没抬起过。人散去后，晓萌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一天的流水能有上万吧？”对方只是笑笑，没有否认。这抹意味深长的微笑激发了晓萌分一杯羹的兴趣。
但当晓萌真正开始摆摊，才发现钱并没有那么好赚。有一次，她只卖了78元，加上油费和不能过夜的原材料，她还亏了。
灵活自由是后备箱摆摊的优势，也是劣势，这意味着每天摆摊的地点和持续时间都是不确定的，有些机构虽然会开设专门的“后备箱集市”，但往往依附于节假日的大型活动，并不长久。遇到综合执法后，重新收拾辛苦准备好的物料，再次寻找落脚点，消磨了大多数人的热情。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的“摆摊日记”往往在一个星期内就停更了。
月入上万的摊主也有，但只是少数人。天气好坏、有无城管都需要考虑，连满天飞的柳絮也让无数卖食品的摊主头疼。很多人因社交网络上的帖子而匆匆上路摆摊，又因为失望大于期望而匆匆收摊退场。
体育馆东路的后备箱集市被带火后，生意的确越来越好，但是水泄不通的马路也惹来了附近居民的投诉。五月中旬开始，晓萌每天只能夜里十一点出摊。她性格大大咧咧，总爱在话说完后发出几声轻笑，但是对于未来，她却看得很通透，“如果说是纯粹想玩，想赶时髦，后备箱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想挣钱的话，这个东西绝对不是第一选择”。她只是把摆摊当作自己暂时失业的过渡。
“摆摊就是玩玩”，石雯对此感触很深。换了地方之后，她仿佛闯入了另一个世界。深夜十一点，成群的帅气小伙和漂亮妹妹聚集于此，坐在车外的小板凳上喝酒聊天。各种石雯没见过的豪车如法拉利、保时捷、劳斯莱斯也都挂上了摆摊的横幅，形成一道新奇的景观，每辆车外都架着几台手机搞直播，摊主大部分时间在和人聊天，“大家好像不是来摆摊，而是来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