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医院的管理者对科室大多不够重视。这可能是由于感控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一个做预防工作的部门，其工作成绩往往很难被直接观察到；而感控科又是一个成本单元，必须持续投入才能维持工作运转。
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前，医院发生院感后的惩罚机制也不严格不完善，很多医院管理者并不会为发生院感付出昂贵代价。最终，感控科成了医院中的“透明人”，一些强势科室的大主任对感控科说的话甚至“听都不听”。
层层叠加，恶性循环，现实又反过来影响了感控科的发展。
根据国家要求，每100~200张床位需要配备一名感控人员。然而在疫情前，中国绝大部分医院都达不到这个要求。另外，感控科属于行政科室序列，临床大夫们往往不愿意加入这个部门，因为这个部门拿的是平均绩效，这意味着“干多干少一个样”。
职业天花板也是这个科室弱势的原因，目前绝大多数地区的感控科没有职称序列，在这个科室工作等于看不到上升空间。所以在很多医院，感控科的负责人往往是年资比较高的护理人员，或是内科医生出来“自立门户”当主任，更有一些医院将这个科室作为升不到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的高年资护理人员的“临时”安置点。
至于预想中的检验、护理、药学、流行病等多层次，多学科的队伍组成，对于感控科而言更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因此当疫情发生，很多医院的感控科本就先天不足，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质量均有欠缺，在疫情的裹挟下，大家只能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上。
为了完成通知的要求，各家医院紧急为感控科从其他科室调派了人手。但是这些增派的人手并未经过系统训练，严重缺乏工作经验，很多时候仅能为其他医务人员做一些简单的培训，甚至连培训的内容也是他们刚学习而来。而在疫情的压力下，对于专业性更强的操作，即便是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感控人也可能犯错。
疫情就像一场压力考试，感控工作做得不好的医院迅速暴露出问题，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以郑州六院、青岛胸科医院为代表的医院，还因为医院感染造成了疫情的院外扩散，对应的医院主要负责人也遭到了处理。
“院感=下台”如同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在每个医院管理者的头顶。为了避免医院感染发生，院长们紧急投入人力物力，调整措施安排。上述增派感控科工作人员是一方面，还有医院开始修建新的感染楼，为匹配“三区两通道”要求紧急改造院内设施，等等，不少医院派出精兵到更高级别的医院进修。
更谨慎的医院则开始收缩服务范围，增加就医门槛。如今，想要去医院看病，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变得跟身份证一样重要。而有些医院则开始关停部分科室、急诊、门诊甚至住院，几乎影响到了附近居民的正常就医。
医院是人与自然较量的竞技场。面对传染性越来越强的新冠毒株，无限加码医院感控措施，甚至到矫枉过正的地步真的有必要吗？
唯一的答案是，面对目前正在流行的奥密克戎，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敢保证永远不会出现医务人员和患者感染。
快要绷断的弦
自从奥密克戎流行以来，医院感染成了从大三甲到社区卫生中心都难以避开的风险。
医院聚集了各种疾病患者，很多病人本身是易感人群，感染新冠后问题更复杂；而且医院是个聚集场所，如果反成为感染源头，后果不堪设想。
此前因为院感而遭到严厉处分的青岛胸科医院和郑州六院，就是因为不仅发生了院感，还将疫情扩散到了院外，造成了社会面传播。
所以，院感成为疫情红线的核心在于——医院本身不能成为感染源头。防，及时止住，快速切断传播链，变成了比溯源更重要的任务。
对于奥密克戎，一味强调医疗机构“零感染”已经不那么现实，更重要是帮助医疗机构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内部传播，减轻医务人员感染的负担。
一位三甲医院的管理者认为，所有疫情的出现都是因为隐瞒或延迟发现，如果能够早发现，病毒R0值再高也不用害怕，“关键是医院管理者能不能说实话，发现了阳性不上报就有问题。所以发现阳性不是你的错，但是发现阳性不报就是你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