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上海疫情期间，大多数医院都遭遇了院感。上海作为医疗水平最好的城市之一，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地区一旦遭遇疫情，又当如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近期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介绍，基于奥密克戎的特性，中山医院最早提出，密接者隔离七天即可。而如果严格按照此前的感控要求，感染者和密接、次密接全部被拉走，这会给处于应急状态下、本就医疗资源紧张的上海带来更大的压力。
胡必杰说，在上海疫情中，中山医院遇到了5例患者手术以后发现核酸阳性的情况，如果按照此前的防控要求，手术室内以及接触这个病人的医务人员均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两周。这会直接导致“非战斗减员”。另一方面，中山医院使用的是层流手术室，在医务工作者做好防护的情况下，进行手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
在这种背景下，上海的医院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战略决定，让感染了且症状较轻的医务人员继续工作。
上海这样做，自有其疫情大规模爆发的现实局限性。但是对于其他地方，为了保证医院不成为疫情的源头，从医院到政府，无一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落实感控工作。
一名院感科主任告诉八点健闻，现在很多医院的资源都被大量用来“防御”，然而很多非传染病医院本身并不是设计来隔离传染病的，当疫情来袭，医院们投入资源和精力用来抗击疫情，就会直接导致原本的日常工作难以开展。
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人手不足。疫情下的医院，恨不得每个医务人员都要分出三头六臂来工作，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要加强院内感控，还要大量医务人员外出负责核酸采样。
医院的生存依赖病人。但在疫情下，医院只选择收缩业务范围，暂停某些科室和服务，最终门诊量下降，医院收入骤减。不得拒收病人的要求横在医院头上，奥密克戎下的医院左右为难。
奥密克戎之下，“三区两通道” 和“缓冲病房”几乎成为每一个医疗机构的标配，但是真的所有医院都有能力腾挪出这样一个空间吗？对于很多医院来说，将没有传染病防控职能的医院改建的符合传染病防控标准，必然会牺牲病区空间，导致运转效率下降。
此外，医院们往往还承担着外出核酸采样及定点医院的职能，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风险，有些医院还会将这些医务人员闭环管理，这又在无形中增加了人力成本。
疫情下的医疗机构艰难维系。在接诊病人，存在一定几率有阳性感染者，关停两周且容易造成院内感染，和慢慢熬过疫情的水深火热、静候重启时刻相比，院长们往往选择后者。
如果说院感是悬在院长们头上的一根高压红线，奥密克戎的隐蔽性与高传播性，正让这根红线与院长们的乌纱帽靠得从所未有的近。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因为院感防控要求而无法及时被救治的急诊病人，病情恶化甚至死亡，西安、上海和北京皆有个例。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向八点健闻表示，院感集专业和管理于一体，院长既要懂专业也要懂管理。但当行政压力太大时，院长本身没有标准答案，对院感使劲加码，医院就运营不下去。
这难免让人担忧：次生灾害在院前频发，这会不会是院感扩大化的一种演变？院感这条被绷紧的高压线，在医务人员那里还能绷多久？
（李力为化名）
李琳、严雨程、史晨瑾｜撰稿
陈鑫｜责编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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