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疫情以来，我国一直都在千方百计稳就业，并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自去年年底开始，形势似乎变得严峻起来。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021年11月份起逐月升高，今年4月份已经达到了6.1%——这一数值仅次于2020年2月疫情刚刚爆发时的6.2%，可见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并不乐观。
城镇调查失业率攀升的背后，是不少人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以及对未来预期的偏谨慎，这在居民消费信心数据的走势上也可以得到佐证。正因如此，他们在消费方面自然也会变得“精打细算”。
再来分析居民杠杆率。
所谓居民杠杆率，就是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用来衡量居民负债程度。不难理解，居民杠杆率越高，负债程度越高，可用于日常消费的资金自然也就越少。如果剔除2020Q1~2021Q1因疫情造成的短期外部冲击影响，那么从数据上看，居民杠杆率与消费增速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走势。
值得注意的是，自疫情发生以来，居民杠杆率依然在不断攀升。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统计，从2020Q1到2022Q1，居民杠杆率由58%升至62.1%。这当中，房贷起到了关键作用。Wind数据表明，2020Q2以来，来自居民部门的短期新增贷款占比回落明显，中长期新增贷款占比整体则呈现出稳中有升之势，而房贷正是中长期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暗示了人们的整体负债程度并未能得到显著缓解。
房贷占比之所以会大幅度上升，原因可能在于，个别城市房价的回升又再度激发起人们的购房意愿。以北京和广州为例，根据中原地产的统计数据，北京二手房成交均价由2020年2月的8.34万元/平方米一路上涨至2021年7月的10.72万元/平方米，同期广州的二手房成交均价也由3.97万元/平方米上涨至5.25万元/平方米。近几个月的成交价虽然有所回落，但仍要高于疫情初期的水平。
如此看来，日渐攀升的杠杆率将不可避免地对居民日常消费造成挤压，再加上前文提到的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速的相对放缓，人们消费意愿的低迷以及消费市场增速的不及预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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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站在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提振消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消费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更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如果消费不振，势必会制约各行各业生产端的发展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当然，在今年“稳增长”的核心基调下，想要完成全年GDP增长5.5%的目标，同样离不开消费的贡献。鉴于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举国上下都在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促进居民消费。
但就目前来看，消费增长的动能的确算不上强劲。
诚然，消费的主动权总归是掌握在老百姓自己手里，单方面的政策刺激手段要想收获理想的效果，还需看国人真实的消费意愿如何。今年以来的消费市场表现低迷，恰恰反映出很多人的消费意愿并不强烈；而收入的结构性分化、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居民杠杆率的高企，都成了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不过，这些也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指明了方向。
可喜的是，一些好的变化正在发生。
一方面，困扰消费市场已久的上海疫情现已完全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启动。按照历史经验，一旦疫情因素的扰动得到缓解，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便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有力释放；而从居民消费结构上看，交通、文娱、餐饮、文娱等领域最容易受疫情影响，而反弹的力度也往往最大。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本轮疫情防控的妥善向好，以及政策层面的不断支持，预计消费市场的增长基础将会更加坚实，后续也将迎来较好的修复。
另一方面，回顾国家近两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从整顿社区团购、打压房价，到限制教培、叫停“996”，再到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种种迹象都在佐证着发展风向的转变，那就是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并重。每个人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国家正在尽最大努力给所有人提供更加公平的任何机会，减轻老百姓的各种负担，充分彰显出管理层对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和态度。这些对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消费增长、推动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来说，都是再好不过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