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昌在长沙市中心某小区内设有一处存放假货的“仓库”。这是一个10平方左右的杂物间，里面堆满了各种酒、食品、衣服等花费数十万元的货物。黄平国笑他，“一天不买东西就不舒服”。
胡万昌的“假货仓库”一角。澎湃新闻记者 谭君 图
“有些标签上写着100%羊毛，实际一根羊毛都没有。”走进仓库，胡万昌从塑料袋里随手抽出一件吊牌价为2000多元的女装。接着，他又从旁边厚厚的一沓检测报告中，抽出几份翻阅。其中有一份标称100%羊毛，检测结果为16.6%羊毛。
“我是实质性打假”，胡万昌强调，他打的并非产品标签瑕疵或者是低价食品过期问题，除了花钱买东西，他还得花钱做检测。以服装为例，做一次检测需花500元，而做某些食品检测，一次要上千元。
几年前，胡万昌在长沙高端商场买过阿玛尼、LV等知名品牌进行检测，结果还真查出问题，“根本不用去法院，工商一调解，商家就主动赔偿了。”
但后来，服装箱包等非食品领域的“知假买假”不太被支持了。2017年5月，最高法在答复人大代表时称“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再加上，这几年，市场监管部门基于“牟利性”的认定，而基本不受理职业打假人投诉。因此，黄平国对胡万昌那批衣服的索赔不太看好。
不过，胡万昌说，前段长沙消费者罗女士在国金中心LV专柜买到假包获法院判三倍赔偿的新闻，对他的打假索赔起到了一点作用，“有个高档商场的商家主动联系我赔偿了。”
“其实，我们是‘疑假买假’，而不是‘知假买假’。我们买的东西都拿去做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报告，也是一堆一堆的，因为我们不是神仙。”胡万昌说。
他的“仓库”里，除了衣服、食品，最多的是酒，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等。有一次胡万昌买了一批茅台，价值数万元，结果都是真的，被黄平国打趣了很久。
不过胡万昌对澎湃新闻说，买假酒不是那么难。“有一次我在（长沙）梅溪湖一个酒店里，躺在床上没事干，打开微信‘附近的人’就搜到一个朋友圈卖烟酒的。我问她五粮液什么价，她说950块。我马上买了三箱。因为这个酒拿货价都要980块，她的肯定是假的。后来鉴定果然是的了。”
实质性打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常驻宁波的打假人朱某介绍，他之前瞄准某款大品牌的面膜打假，花了一万多元做了全套糖皮质激素检测，结果没检出问题，“这个钱只能自己出了。”所以，“如果打假没钱赚，就打不下去。那些倡导公益打假、不为赚钱的专家，让他们打上半年，就可以倾家荡产了。”朱某说。
职业打假人并不回避“公司化”、“规模化”运营。行业金字塔顶端的王海，名下经营着北京和深圳的两家职业打假公司，团队二三十人，以律师为主，通过为企业和消费者索赔获得千万元级的营收。去年，他将辛巴直播带货的假燕窝“打掉”。
王海告诉澎湃新闻，为了打美团的垄断，他们还在美团投资开了六家外卖店，“现在还能搜到2个”。为了打食品中的违法添加，他们买了上千万元的检测设备，建了实验室。
“我们投资的外卖项目还遇到过‘假打’，中关村店五六个寸头小伙，吃白食的投诉吃出26厘米长的头发。”王海说。
王海在他的实验室 来源：王海供图
风向变了：“牟利者”标签如同套上的一副枷锁
在职业打假人而言，打假风险可分为三种：买不到假货的风险，索赔不成的风险，遭遇打击报复或者被刑事追究的风险。
对于实质性打假而言，被报复的风险不可小觑。举报了600起食药违法案件的陈胜金表示，其实家人一直反对他打假，“怕我被别人报复。”
从业多年的职业打假人冯志波说，“有些商家赔钱后说几句威胁的狠话，这个都可以理解，也极少有商家因为赔钱后而来上门行凶的。”
在黄平国看来，随着经验积累，第一种风险可减少，第三种风险相对可控，现在最大的是第二种风险，且越来越大。社会舆论对于职业打假的风向也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