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老板语带哭腔，“我刚跟我老公吵架，我们本来感情就不好。我的烟刚被烟草查了，也要罚几万，我这店都经营不下去了……”胡万昌打断了她，发出了一个“灵魂”之问：“你明明知道是假酒，为什么还要卖呢？”老板娘顿时收住了抽泣，平静地说，“说实话，你们是不是也是有意来买的？明人不说暗话。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去年也卖过一瓶，也赔了一点钱……”
胡万昌与售假老板的“灵魂”对话。
胡万昌说，假酒十倍甚至更高的暴利，让商家铤而走险，这也是人性。他发现一些售假者在谈赔偿时“装可怜”，但事后在朋友圈“炫富”，“开豪车，高消费，如果不卖假，他们能赚这么多？”胡万昌说，但有好几次，看到商家确有苦衷，他就放弃了索赔。比如一个卖过期食品的，聊天中，老板透露他小孩死了，“赔偿我就没要了”。
朱某告诉澎湃新闻，打假索赔时，除了法律标准外，他也会考虑人情世故。他曾经和宁波一市监所长聊天，“他说，‘攻大戒小，不要成为把别人压倒的那根稻草，对于故意实施违法行为的，应该严厉打击，确实不是故意的，应该给别人机会’，这话我认同”。
前一段，朱某打一个河豚鱼干，后来得知是两个孩子刚创业，进货渠道没问题，确实是不懂，他仅要求他们赔偿了一百元，“毕竟他们违法了，同时给他们提个醒。”
在胡万昌和黄平国看来，打假有段位，层次有高低。对于圈内有些打假人“每次只买不超过60元的东西”，专挑标签瑕疵问题进行十倍索赔，两人也看不来。“打那些小店铺没意思，人家本来就是小本经营，有些店主还是老人家，只是讨个生计，有的确实是不懂（食品安全法）。”
“我们打假还是有分寸的。”黄平国对澎湃新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