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职业打假人将社会反打假的原因归于“打假队伍”的变化。
“真正的打击假货，对社会有帮助，没有什么好说的。关键是一些打假‘人’的问题，挣过分的钱。”一位资深打假人表示。
“2015年新《广告法》刚出来，马上网上就有一份所谓的极限词名单，很多小白就根据那份名单‘打假’索赔。”常年在电商平台打假的朱某介绍。“吃货”、“羊毛党”、“撸界”，这些直奔“索赔”这一纯粹目标的群体的出现，使得打假变味了。
同时，随着这个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职业索赔”这个区别于“职业打假”的称呼，由此出现，并在一些场合代替了“职业打假”。
陈胜金很困扰于“职业索赔”这个叫法。在申请举报奖励时，他被一些行政机关以“牟利不正当利益，该利益不具有合法性”为由拒绝给予奖励。今年6月，他把部分打假获得的举报奖金捐赠给了红十字会，体现他不是只为索赔，而有回馈社会之心。
陈胜金（右）将他的5000元举报奖金捐给了雅安6·1级地震灾区。受访者 供图
一位早年从事打假随后转行为律师的前打假人介绍，不仅仅是“撸口子”这些薅羊毛的，“职业打假人”群体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三倍、十倍引诱，让很多进入这一行业，导致这一群体里出现很多唯利是图、没有底线的人。一些打假人尚有原则，试图行侠仗义，进行苦行僧式打假，有些人则是地痞流氓混混式缠着商家要钱，更有甚者，用敲诈手段把商家往死里整。与前者两比，后两者不在少数。”一位现已转行为律师的前职业打假人说。
重庆知名打假人、曾被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会授予“做中国良心打假人”事例奖的叶光介绍，他曾想过建立打假人制度，“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都是经过培训的高素质人员；律师不合格的，也可以吊销资质，而打假人却缺乏管理机制。如果有良心的打假人能被组织起来，既为国家节约运行成本，又能为消费者维权多好。”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当下，“牟利者”的标签，像一副枷锁套在了所有职业打假人身上。“一些判决怎么能连真正向假茅台酒索赔都不支持了，那不是让造假分子更猖狂？”胡万昌表示难以理解。“一些职业打假人的自身素质有问题，咱们不回避、不否认，但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山东职业打假人纪万昌说。
为了锁定证据链，职业打假人购物时常常携带手机拍摄购物全程。然而在一些判决的认定中，购物携带手机录证据，明显就是为了取证索赔牟利。而如果没有全程证据，商家又很可能否认假货由其售出。
“没有视频说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有视频证据你就是职业打假人，是牟利，不支持。”胡万昌说，职业打假人陷入两难。
“进行证据保全维权，就说你不是消费者，不保全的就说你证据不足。”王海进一步说。
夹缝中生存：靠证据突围，售假者却在朋友圈“炫富”
风向的变化，不少职业打假人发现，传统的投诉、举报、起诉的打假“三板斧”，所起的作用在逐渐减小。
今年315期间，胡万昌在长沙一烟酒店买的19瓶茅台，其中17瓶为假。他全程录像，并通过茅台公司鉴定为假酒，但商家仍不承认其售假。商家的这种“死扛”让他的维权陷入困局——他得证明他将酒买回之后、送市监部门之前，他没有调包。
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前几天，胡万昌在岳麓山下一家烟酒店买到假酒后，他就站在店门口给市场监管部门打电话举报，“现在售假分子都非常狡猾，假酒都不会摆出来，监管部门也查不到，现在我抓到了现场，实锤了，他们能不来吗？”胡万昌说。
职业打假人正在购物。受访者 供图
与商家的索赔谈判，也是一种心理暗战。
胡万昌播放了最近一次在向市监部门举报后与一售假商家的协商赔偿录音。烟酒店女老板在电话那头从“退一赔十”还价到“退一赔三”，并承认了售假，“酒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卖给你前面的散的是好酒，后面有8个差（假）的，我心里有数，是回收的，钱我都退你，你去把工商（市监）的投诉撤了。（赔偿）你能少一点就少一点吧。”胡万昌没再坚持“退一赔三”，但还是要自己报的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