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冬梅认为，对于瑞斌去世一事，教育主管部门本来只需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学校和涉事人员、妥善处理善后事宜等即可，但柳东新区教育局却牵头成立了由综治办、柳东公安分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联合组成的“坠亡事件调查组”，并以该调查组的名义出具了不实的情况通报，“通报对于瑞斌的情况描述多处存在失实，这对瑞斌的名誉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调查组的《通报》对于瑞斌在校期间的情况描述为“汪同学性格比较内向，容易情绪化。本学期在学习、纪律等方面退步较大。在校期间有因睡过头而多次迟到的现象，曾因踢坏宿舍的防盗门、在宿舍大喊大叫、午休时间用球砸宿舍门等违反住宿纪律的举动受到批评。学习成绩大幅下滑”。
伍冬梅认为，调查组的这一描述不叙明前因后果，仅凭学校利益攸关者的说辞，让公众极易得出瑞斌本身有严重心理疾患、是行为习惯异常儿童的结论。瑞斌的所谓负面表现，来源于学校本身，“学校违反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以考试结果调整分班的规定，造成应考压力过大，瑞斌不得不学习到凌晨而睡眠不足”。
柳州铁一中学（初中部）坠亡事件调查组发布的通报本身成为了矛盾焦点。图片来源/柳东教育
对于《通报》中提到的瑞斌成绩下滑以及踢坏宿舍门等内容，伍冬梅也认为和实际情况不符，“瑞斌所在的宿舍门不太好用，此前瑞斌及另一同学被锁在宿舍内无法出门，于是在宿舍内踹了门。3月11日午休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同学被这个门关在了房间里面，两个男孩子不知道轻重，就踹了门。旁边宿舍的孩子听到声音也围了过来，当时监控上看起来就像打群架”。
因为对于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出具的《通报》不满，认为存在抹黑和贬低，瑞斌的父母罕见地将自己儿子坠楼一事的调查组起诉到了法院，但很快碰到麻烦：一审受理案件的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解释，伍冬梅夫妇起诉的《通报》是对某一事件的事实经过及处理经过的阐述，“明显不具有创设、变更、解除或具有约束力的确认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未对起诉人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决定不予受理起诉案件。
“柳东新区综治办曾经提出向孩子家属赔偿40万元的方案，《通报》出来之后，我坚决拒绝了这个方案，再多的金钱都买不来瑞斌的清白。”伍冬梅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她不认同法院“《通报》不产生实际效果”的说法，相比民事赔偿，她和丈夫都更希望能够为自己儿子正名，“从始至终，我们并未提出过分要求，我只要求校方做出正确处理，让班主任出来讲清楚事实真相，还瑞斌一个公道。”
上游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柳州铁一中学初中部和柳东新区教育局，就瑞斌在校非正常死亡、伍冬梅对调查组提出正名诉求等问题进行采访，但双方均婉拒了采访，表示以《通报》为准。
一位长期工作在教育系统的中学校长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在此前发生的涉及校园的学生被侵权案件中，家长一方往往通过民事诉讼起诉校方，追究学校在学生管理、安全设施等方面的责任，相关案件往往也会以民事赔偿结案，瑞斌父母选择起诉教育局、公安局等调查组成员单位的方式，较为少见。
该校长告诉上游新闻记者，瑞斌就读的铁一中学在瑞斌坠楼一事中应当承担责任，但具体承担多少，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应按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过错比例承担侵权责任，“民事责任划分这一块比较清楚，学校应当负责，校方前期也提出了具体的赔偿金额，但家长选择另行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更改调查组的《通报》定性，这其实是一种追求公平正义的决心”。
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