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搞钱焦虑、睡不着觉、面容憔悴……疫情下，深圳老板涌入精神科
一般情况下，焦虑的患者不需要住院，回家按时服药就可以。但如果是性格缺陷明显、焦虑严重的患者，社会功能受损严重就需要住院。
越来越大的门诊量
从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我明显感觉到康宁医院的门诊量越来越大。
即使是很贵的特需号，仍然是供不应求。每周二下午，正常情况下是预约5个病人，疫情之后，基本上每次都要加号，最多一次，我一个下午加了五六个患者。
整个医院每天门诊量每天都超过2000，睡眠、焦虑、抑郁这三个科室的专家号都很难挂，放出去很快就全挂完了。调查显示，几年时间，康宁医院的门诊量翻倍。
大大小小的企业主、创业者普遍处于焦虑状态。很多老板就诊的时候会有秘书陪同。他们不仅有自己赚钱的压力，还负担着很多家庭的生计。
不过，他们不避讳来康宁看病，一方面是这些企业主相对来说经济基础比较好、世面见得多，敢于面对自己患病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生活事件引发的焦虑，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不得不治疗的地步。
同时，重病患者也比较多。从今年开始，住院病人数量就没有低于1600人。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坪山区和罗湖区总共开放床位只有1330个。
我的科室理论上可以同时接收55个病人住院，但最多的时候住到了71个。康宁作为深圳唯一一个三级甲等精神卫生的专科医院，不可以拒收需要住院的病人。只能在病房里加床，把双人间加成三人间、三人间加成四人间。在加床的情况下，康宁医院平均患者住院天数只有28天，北京同类医院超过30天，其他内陆省份超过50天。
即便是这样，深圳精神卫生领域的医疗资源依然紧缺，精神专科的床位远远不够。
深圳市精神病患病率21.87%。1982年到现在40年的时间，全国精神疾病的终身患病率不断增加，1982年终身患病率是1.3%，2002年是13.2%，2015年16.6%，2020年底就超过了21%，从现有数据看，深圳市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在全国较高。
深圳的精神障碍防控也是全国最优秀的。如果我们判断病人有伤人、自伤的倾向，且家属不同意入院接受治疗，我们就会在病历系统里会标注这个病人是高危个体，那么患者所居住社区辖区的派出所民警和社工也会同步收到信息，他们定期会对病患做电话随访。
▲ 40年来，深圳常住人口增长了42倍。图 / 视觉中国
为什么是深圳？
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我平时走出门能看见老年人在公园里散步、在社区里健身，跟几个朋友跳舞，让人觉得生活很舒适。在深圳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画面，清一色是打了鸡血的年轻人。
世界上本来没有深圳，他们来了，才有深圳。深圳本地人只有30万，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而且都是年轻人。《深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2.5岁，是最年轻的城市。
他们来到深圳都是为了奋斗、为了赚钱，所以深圳才能在这么短时间里人均GDP增长300倍。这背后就意味着深圳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拿我们医护举例，如果住在南山区，到坪山的通勤时间，和一个住在北京市通州区到市内上班的人是一样的。这种生活节奏，对年轻人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状况是很大的考验。
而焦虑很多时候是因为比较产生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同龄人之间无所不在的竞争就是年轻人焦虑的根源之一。今年第一季度深圳月平均收入9000元，那些每月赚五六千元的年轻人就会感受很大压力。
比如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接诊过一个年轻人。陕西的小伙子，只有二十来岁，因为和同事产生了肢体冲突，对方报警之后才被送到康宁来。
我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患有重度焦虑，情绪非常不稳定。他跟我交谈过程中对我不信任，总是抬头看监控器，认为我和警察是一伙的，肯定不会向着他。而且觉得周围很多人要害他，上司也看不起他，扬言出了医院就要报复他们。
仔细询问才知道他老家在农村，全家5口人就靠他一个人赚钱。他一个月工资也就四五千元，他自己要生活，还得给老家的父母寄钱。同时从小也缺乏亲人的关心，住院了都联系不上他父母。他一直不知道怎么排解自己的情绪，遇到挫折就会把其他人和事往最坏处想——每个人都要害他，最后形成恶性循环，被大家集体孤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