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搞钱焦虑、睡不着觉、面容憔悴……疫情下，深圳老板涌入精神科
甚至成年人自身竞争的压力会传递给未成年人。最近经常有妈妈带着孩子来门诊找我，觉得孩子精神状态不好，情绪不稳定：一天到晚玩手机、打游戏，就是不好好学习；或者不服从学校管束，对任课老师、班主任乃至家长都有强烈对抗情绪。好多家长和孩子的沟通方式存在问题，焦虑程度比孩子还严重，家长的焦虑得不到缓解，孩子的问题很难解决。
很多控制欲过强的家长，喜欢数落孩子——你这样想不对、那样做也不对，没有一件事让他们满意。家长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指责最后会内化为未成年人思考问题的方式。
有一个女孩高中期间因为出现幻觉，被其他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到我面前的时候戴着巨大的黑色鸭舌帽，不断自我贬低，认为自己颧骨很高、长得难看，平时走在大街上，很多人总是议论她的长相，对她指指点点，监控器也是为了监视她设置的。
仔细问诊之后，我发现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允许自己犯错、不能存在任何瑕疵。她患病前学习成绩很好，有反复检查和自我反省的习惯。结合家庭教育进行综合评估，我确定这个女孩患有精神病性强迫症。
深圳移民
我自己也是深圳“移民”，2018年才来到康宁医院。
精神心理专业有一种神秘感。投入其中，就会发现人的精神、心理状况非常复杂，需要综合判断，需要不断把最新的研究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去；其次，精神专业需要医生具备其他领域的知识，要把观察能力、社会阅历、专业知识融合进患者的诊疗中。所以我觉得自己确实更喜欢精神专业。
目前我团队里的医生清一色都是90后，精神面貌很好，也好学。我的博士后比我还拼命，有时候凌晨2点给他发微信，他都是秒回，说明他也在学习和工作。当然，康宁医生的收入肯定也是全国精神专科医院最高的，绩效考核科学合理，一个研究生每月的收入都有一万块钱，比北京、上海多了不少。
我之前总跟学生说，做精神科医生要有耐心、爱心，这不是唱高调，这是基本要求。很多人以为精神疾病患者无法对正常人形成共情，这是不对的。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心里也清楚谁关心他们、谁对他们好。
▲ 图 / 视觉中国
有一次，一个40岁的男性患者发病，产生了幻听妄想，感觉楼上的人在监视自己、故意骂自己。他家住7楼，病发的时候冲出家门，打开楼道的窗户坐在上面准备往下跳。患者的父母当时都已经80岁了，报警劝说了30分钟，患者仍然不愿意下来。
在最绝望的时候，患者母亲想起我，打开电话免提，患者听到是我的声音，情绪很快就平静了很多，我说你赶紧打个车来医院找我，我跟你聊聊。他听见我喊他名字，立刻就下来，自己打车来医院找我住院。
我从1998年开始工作到现在，24年从来未挨过病人打。有一次，一个刚刚住院的病人想要攻击我，但旁边的病人看到后，第一时间就把病人抱住了。两次都是我的病人冲上来保护我。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专业，就是因为我的付出，病人能感受到，家属能感受到，我的医生们也能感受到。很多因为生病而敏感多疑的患者，即使在发病的时候也愿意和我说说心里话。
事实证明，我来深圳的选择是对的。当时，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些理想没有实现，想专心致志地做老年精神病的研究，也想把自己的团队打造成国内一流的团队。我在深圳这4年的科研成果远超之前10年的总和。
痊愈和康复
不论是面对躯体疾病，还是精神疾病，医生都要承受很大压力。每个病人都愁眉苦脸的，不会有人快快乐乐地来医院看病。但这些负面的事物不会对我产生影响，我会享受自己为患者解决问题后的愉悦，享受自己给患者带来新生的成功，我调适自己的方法就是规律地锻炼和灵活的角色转变。
我对患者的建议也是这样，尽量寻找自己精神的支撑点，不去反复咀嚼自己的不快。
精神疾病也是可以被治疗的。
比如，那个患有“典型焦虑症”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目前正在恢复中。
之前他看过几个医生，给他开了劳拉西泮。这种起效快的中枢系统抑制剂，能够暂时把焦虑压下去，但问题也明显——患者既容易形成药物依赖、又容易产生耐药性，最后患者服用药物的剂量会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