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报告62种“新冠后遗症”，是真病还是心病？
然而，美国CDC的文件却指出，感染新冠病毒后至少四周（一个月），如果出现、复发或持续存在相关症状，就可以认为是长新冠，症状可能会持续四周甚至数月甚至数年。
不存在一个全球共识和标准定义，这从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对疾病本身的讨论。
不过，世卫组织也曾为自己的判定打过一个补丁，即：符合时间要求的前提下，如果患者的症状不能用其他诊断来解释，就可以认为属于长新冠。
这也表达了对于长新冠问题，部分医学界“宁可错杀一百不肯放过一个”的态度。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我作为医生或者研究者，在给病人看病或做研究时发现，这个患者的症状找不到别的疾病来解释，但是这位患者又有新冠感染史，那我就会认为他是长新冠。”刘珏认为，依照目前的定义，长新冠的判断大概类似有罪推定，如果不能排除，那便直接纳入。
而对于长新冠的诊断标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系主任张作风向八点健闻解释：目前並没有严格的评估和检查，主要是基于自我报告。前述英国的长新冠感染者统计的数据来源同样也是患者的自我报告，而不是医生的明确诊断。
实际上，美国CDC也指出，目前没有检测手段可以诊断长新冠的状况，因为人们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这些症状可能来自其他健康问题。
换言之，自我报告的长新冠的症状实在太过宽泛，甚至有些主观。患者无论在感染新冠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怎样的不舒服或者疾病，都可以将其报告为长新冠。
刘珏向八点健闻解释：客观测量的结果一般是比较真实的，但部分调查采用患者自述的方式可能会存在混杂因素干扰评估（例如回忆偏倚）。
“所以我们在高质量科学研究中会特别强调前瞻性队列研究的证据，这也是国际顶级期刊会非常喜欢的研究设计类型，因为这种设计类型可以有效避免一些偏倚的存在，得出更科学的结论。”
而基础研究的匮乏，缺乏生理学机制的解释则是目前长新冠面临的另一个难题。
武汉疫情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团队曾跟踪随访100名康复危重症患者，随访3个月，90%的患者肺功能仍处损伤状态，还有20％-50%的患者出现抑郁状态，病耻感更普遍，难以彻底回归正常生活。
彭志勇告诉八点健闻，经过一年的跟踪随访，患者一年以后的肺功能状况明显好转，约能恢复到健康状态的80%左右，而这些患者持续存在的健康问题也主要集中在肺部。
因为肺炎及继发的病理损伤导致的长新冠症状，几乎是长新冠中最有据可循的一种。而其他症状，区分病理性与心因性往往就成了一大难题。
这也是目前让全球研究者对长新冠感到头疼的问题——基础研究匮乏。因为患者自我描述的症状很多时候与新冠病毒感染目前并找不到因果联系，甚至可能是很多别的因素导致的。
刘珏解释：从科学角度来看，长新冠在生理学机制层面目前基础病因研究证据还很少，部分原因也许是新冠流行时间还不足以观察到更长久的科学证据，需要更长时间的科学观察与积累。
而金冬雁则提到，对于个别症状，很可能根本找不到什么生理层面的证据。大流行影响到了数以亿计的人，个别的人有这样那样的表现，这太不足为奇了。
焦虑、疲倦、恐惧，传染病大流行的社会后遗症
历史经验来看，传染病暴发期结束，并不意味着疾病的终止，被感染者与人类社会，都需要经历漫长的“后遗症”。
如今，从阿尔法到奥密克戎，流行毒株致病力不断下降，危重症、住院群体占比不断下降，但在全球感染者超5亿之时，“新冠后遗症”自然地正在从感染者被损伤的肺部、身体、生活蔓延到群体神经中。
最初的“后遗症观测症状”还没那么到几十几百项那么丰富，彭志勇告诉八点健闻。即便在病毒毒力最强的武汉时期，在感染最严重的、需要插管的危急重症病人中，后遗症的问题也“没那么严重”， 一年的跟访期结束时，大部分患者的肺部功能恢复了，“即便没恢复的，也无需用药”。
然而，令彭志勇感到困惑和无力的却是一些非生理症状。跟访的第一阶段，团队发现有20-50%的重症康复者出现了抑郁，“有家庭因素，也有社会因素，比如，有人上班时，别人躲着他；有的人有心理阴影；还有一些老年人被家里人要求不能抱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