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首次宣布中国总人口将负增长 女性生育意愿该如何拉回来
另一方面，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
黄文政认为，生育率的低迷的根本是缺乏经济上的动力。想要真正提升这一代人的生育意愿，需要实实在在的强有力的激励机制。
穆光宗也指出，相比起强调家庭内部的合理分工，鼓励生育更重要的是将家庭生育负担外部化，应当由国家和政府分担生、养、教的成本。对在无形中承担了生育的“外部成本”的主体，国家也要进行补贴，让企业减少因员工生育带来的损失。如此女性员工才有可能得到更平等的对待。
国家卫健委在《决定》一文中强调，当前工作的着力点是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当前，我国配套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尚不完善，与人口发展形势、与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加快建立健全。”
一个较为完善、能够支撑起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
而在目前的中国，女性依旧承担着沉重的养育责任，且难以获得充分的、有效的制度保障：
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孩子谁来带”依旧是个大问题。
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3%，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
何亚福建议在中央层面出台育儿补贴制度，以惠及更多流动人口。“育龄家庭付出很多，但得益的是国家，所以鼓励生育只有中央层面来做最合适。”
但纵观全球，多个经济体，在金钱，政策，环境，文化等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的几十年后，有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开始有微小的进步；还有部分国家或者地区，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仍然不见起色，一路向下。
以瑞典为例，70年代末期，该国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妇权益，比如提供免费医疗保健、较高的育儿补贴，立法禁止解雇孕妇等。
随后，政府大力推广托育服务，并鼓励男性共同做家务、带孩子，还继续延长产假。经过近10多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
不过20世纪90年代，一场经济衰退让这些福利缩水了。或许还出于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瑞典家庭又一次减少了生育。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政府将育儿假延长到480天，并提高育儿津贴的金额。
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间，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瑞典的故事告诉我们，将接近1.5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样大的努力。这努力的结果，又是多么脆弱、容易反复。
而在当下，我们能做的加大力度呼唤和制定更具超前性的政策。
如原新所言：“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之内，即便是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交汇，也还不是中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候，真正严峻的时候还在30年之后、50年之后，甚至更长周期之后。”无论是否错过“窗口期”，当下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对未来的积极准备。
无论是否错过“窗口期”，当下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对未来的准备。
葛书润、陈鑫｜撰稿
徐卓君｜责编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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