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中的“家暴之惑”：两名贵州妇女为逃离家暴走上“重婚之路”
他表示，正如判决书上所显示的，为了规避适用缓刑带来的再犯风险，他没有采纳公诉机关建议的量刑。
“家暴字样是在检察院的公诉意见中出现的，这不能代表法院的意见。认定家暴对于离婚案件来说很重要，但对于我们（这起）刑事案件来说，家暴是一个情节，而非重点。”上述法官说道。
他还表示，无论家暴与否、家暴到什么程度，都不能成为重婚的理由。因为“家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离婚的程序解决的。”
最终，杨、潘二人因触犯重婚罪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拘役4个月。二人未提起上诉，已服刑。
判决书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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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
因证据不足等，家暴离婚诉讼难
律师：应有性别意识地看待离婚中的家暴
出现在刑事判决书上检方指控的“家暴”二字，能在司法过程中得到认定，其实并不容易。
上海市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张玉霞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她看来，家暴诉讼离婚难的困境主要是在证据问题上。
“遭遇家暴的当事人往往在对方一认错、一下跪之后就进行原谅，所以手里基本没有保留任何证据。”张玉霞说道。
她表示，家暴举证困难这一点并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虽然对家暴的审核存在不够人性化的情况，但如果盲目认可当事人的证词，也可能会伤及无辜。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是依托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发起成立的偏公益性质的律所，曾于2021年发布《“看不见”“听不到”的家庭暴力 2017-2020年千份涉家庭暴力离婚判决书分析》。
该《分析》显示，家庭暴力举证情况不乐观、证据有效性不足，而孤证难以认证，存在“看不到”的问题；家庭暴力认定比例极低，有时认定殴打也不认定家庭暴力，存在“听不到”的问题；法官出于维护婚姻家庭的立场，持谨慎态度，认定家暴行为的同时，认为存在“和好”的可能，不予离婚，存在“离不掉”的问题。
数据显示，在其选中的1073个案件中，被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仅有6%；14%的案件是家庭暴力证据不足；3%的案件中，法庭将原告所提及的家庭暴力认定为互殴；而法庭承认了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殴打，但没有认定家暴的占6%。
值得注意的是，在71%的案件里，法官对是否构成家庭暴力情况并没有做任何回应，或只是提到双方曾“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对于原告来说，法庭对其所提出的家庭暴力做出如此反馈，相当于变相驳回或否认了家庭暴力。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晓莹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要有性别意识地看待这个问题，（重婚罪犯）因家暴离开原本的婚姻，又因生活所迫、所需和不懂法等综合原因涉嫌重婚罪，量刑应考虑这些情况。”
长期关注女性权益的于丽颖律师则表示，“两位当事女性文化程度低，还曾是家暴受害者。很有可能是无法从已有的婚姻关系中解脱出来。也可能是因为没有途径，也可能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来解除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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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被判重婚罪后，
她们会有另一条路吗？
经办过杨某重婚案的检察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法院不予采纳缓刑的建议之后，其所在科室曾考虑过抗诉，并为此展开讨论。
“拘役或者有期徒刑的立即执行，可以马上制止重婚罪犯们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犯罪行为，但如果不帮助消除这种违法行为或者状态，4个月、6个月之后，她们出来还是可能会出现共同居住的情况。”律师张玉霞说道。
而上述法官则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在服刑期间，重婚罪犯也会接受教育，这些教育会降低服刑结束后再犯的可能。
在杨某和潘某英的重婚案中，两人均没有委托代理律师。
多位律师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如果能拥有一个代理律师，会对杨某、潘某英更有益。
“如果被告人没有律师辩护，自身辩护能力又很弱，可能会对案件的判决造成不良影响。最好还是有当地妇女组织或者有性别意识的律师介入，帮助受害人解决家暴问题。”律师董晓莹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