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扩容无望，地方扩容遇困，中国孩子何时能用上新疫苗？
地区试点的最大难题是疫苗定价
对于大多数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定价是最大的难题。
对于一些特殊的独占疫苗，即便是地方政府与疫苗生产企业谈判，降价空间也非常有限。直到有新的企业生产同类疫苗进行竞争，这款疫苗曾经咬死的价格在面对地方政府采购时，才开始略有松动。但即便如此，定价依然偏高，且各地的价格也不完全相同，这与各地的谈判能力和采购量密切相关。
从企业角度而言，非免疫规划疫苗——特别是一些新疫苗——缺乏采购量的保障，只能采取高价策略。
免疫规划疫苗这种旱涝保收的市场，是非免疫规划疫苗几乎无法想象的。缺乏稳定的需求往往意味着波动与损耗，如流感疫苗，与其相伴的新闻，要么就是流感疫苗缺货，要么就是流感疫苗供大于求。
较小的市场也很难形成疫苗所需的规模效应。一位疫苗企业相关人士指出，即便是市场知晓度和认可度非常高的Hib疫苗，目前的接种率也只有30%-40%左右，而即便这样的市场，也有5家疫苗企业瓜分。
此外，非免疫规划苗的生产企业，还要拿出相当数量的资金来做市场推广、民众教育和科普宣传等，企业利润空间其实没有想象的大。
有专家分析指出，企业当然也希望将自己的新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如此可以砍掉大量的营销市场费用。但是，一类苗（免疫规划疫苗）的价格体系与二类苗（非免疫规划疫苗）的市场化体系完全不同，其价格上限是被定死的，企业在报价时只能提出一个不高于红线的价格，利润空间可能非常有限。因此，到底要不要进免疫规划？疫苗厂商难免左右为难。
当前的普遍状况是，二类苗的市场定价将远超过其“晋级”为一类苗后的价格，价差甚至会高达10倍以上。这又将带来公平性的问题——高收入人群才能接种二类苗，低收入人群则没有能力得到亟需的疫苗保护。
补齐新疫苗的药物经济学评估短板
据专家介绍，在部分发达国家，类似中国免疫规划制度的疫苗接种，往往由医保支付，这种方式保证了免疫规划的筹资方和受益方一致——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看，为了避免未来疾病诊治的花费，医保更有动力推动扩大免疫规划。而在中国，多年以来，免疫规划一直由财政承担。
国家医保研究院原副研究员仲崇明告诉八点健闻，中国医保制度有其独特性。依据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医保并无承担公共卫生的责任，而医保系统内部对于公共卫生的态度也较犹豫，“大家都在说预防比治疗省钱，但是医保可能会觉得公共卫生投入是个无底洞，而且具体到某些特定疾病，预防究竟是不是比治疗省钱？恐怕还很难说。”
免疫规划的职责是否应从财政划归医保？这自然需要顶层的考量与设计。但无论由谁主导，当下都亟需解决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目前，新疫苗所针对的相关疾病在国内的流行水平、疾病负担、接种后的获益程度等基础研究严重匮乏。在没有循证研究的情况下，任何政府主管部门都难以决定是否将一款新疫苗纳入免疫规划。
不过，学者们正在努力补齐这块短板。近日，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方海及其研究团队于国际疫苗期刊上发表论文显示，相比个人自愿自费接种的策略，将Rotateq疫苗（五价人-牛重配轮状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2019年出生队列5年内可避免348万轮状病毒胃肠炎病例（减少62.6%）和4251例死亡（减少72.6%)；将Rotarix疫苗（单价人轮状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可避免48.7%的病例和63.2%的死亡；将LLR疫苗（羊轮状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可避免20.3%的病例和22.4%的死亡。
研究认为，将轮状病毒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具有潜在的经济性。且在政府集中采购的情况下，此类疫苗价格很有可能进一步降低。
各地加入试点，集中采购，以量换价，评价疫苗的效果，进而吸引更多地区加入，进一步地扩大规模……也许这将成为加速新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的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
有疾控专家表示，类似方海教授团队这样的研究非常重要，却并不容易普及。因为国人对二类苗的接种意愿和需求并不算高，而且使用时间也短，想要在更多的新疫苗领域采取类似的高质量研究，存在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