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养活”中国？“六省一市养全国”的表象与真相
从相对规模来看，2019年中央转移支付及税收返还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较高的省份集中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其中，西藏、青海、甘肃、黑龙江、新疆、宁夏、吉林分别为8.8、4.7、3.2、2.6、2.1、2.1和2.0，中央转移性收入分别补充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的99.9%、84.3%、86.4%、88.2%、89%、87.7%和81.4%。
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对中央转移性支付的依赖度较低，更多依靠政府基金调入、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等其他途径补充财力，中央转移支付收入仅补充了以上地区收支缺口的43.1%、45.8%、53.7%。
进一步从转移支付的内部结构来看，江苏、广东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转移性收入以税收返还为主。中央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性支出以具有平衡区域发展功能的转移支付为主。由于“基数返还”的特性，据我们简单测算，江苏（631亿元）、广东（530亿元）、北京（528亿元）、山东（495亿元）等经济发达、纳税数额大的地区获得税收返还数量最多，占全国总额的7.9%、6.6%、6.6%及6.2%。青海（34亿元）、新疆（36亿元）、宁夏（45亿元）、西藏（47亿元）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获得税收返还数量垫底。
在税收返还占转移性收入比重来看，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占转移性收入比重高，占比分别为80.0%、57.2%、44.1%及43.6%；新疆、西藏青海及黑龙江的转移性收入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税收返还占比仅为1.4%、2.8%、2.9%及3.1%。
3、地方对全国公共财政净贡献
总体来看，2019年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建、辽宁共六省三市对国家财政有净贡献，规模达到3.6万亿元，其余省市均需要中央财政给予补助。其中，广东、上海、北京为第一梯队，分别以8307、8202和7310亿元遥遥领先；第二梯队包括江苏（4091亿元）、浙江（3274亿元）、山东（2152亿元）、天津（2136亿元），财力净贡献均在千亿级别；福建对中央贡献财力规模达到427亿元。以上有财力净贡献的五省三市均位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
近年来辽宁经济发展放缓、财政收入增速随之下行，但大连作为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仍对辽宁财政收入起到一定支撑作用。2019年辽宁省对中央财力净贡献67亿元，剔除大连后，对全国财力净贡献由正转负为-586亿元。
二、谁在养活中国？“六省一市养全国”的五个真相
财政一半是“财”，一半是“政”。政府间财政关系，并非简单的财政收支划分和转移支付，而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配置效率、公共民生服务等因素高度相关。无论是“六省一市养全国”、“仅有上海有财政盈余”，还是我们前文测算的“六省三市”对全国财政有净贡献，均只触及到我国财政形势和财政体制机制的表面，要进一步探讨我国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理念，才能理解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深刻含义以及财政资源分配的逻辑。
第一，1994年分税制改革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必要性。1994年前，中央对地方施行包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财权集中在地方导致中央财政过分依赖地方上解，20世纪80年代，中央财政支出的近50%来源于地方上解，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下降、权威受损。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包干体制已经不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上升，中央与地方形成两次分配关系。第一次分配按照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划分税种和收入，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同时，税权高度集中，税收立法权统一于中央。第二次分配则通过中央统筹，对地方进行各类“补助”，其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是重点，意在均衡区域间的财力，促进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事实上，分税制对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激励作用，且能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相容，尤其是在共享税方面，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取得税收收入的同时客观上也做大了中央财政，降低了监督成本，提高了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但各地区位及功能定位差异势必导致地区之间的财力差距。然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地区经济建设又对地方财政支出提出了均等的要求。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发展趋势及支出差距缩小的发展要求之间，中央的转移支付成为解决矛盾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