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养活”中国？“六省一市养全国”的表象与真相
第二，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腾飞，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长期存在，自然会导致少数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多数地区需要中央补助。经济与财政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从经济地理发展条件来看，我国经纬跨度大，海拔差异明显，地形地貌变化多样，资源矿藏各有不同。各地迥异的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为经济差异化发展埋下了伏笔，也导致地区间财力差距必然存在。
除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因素外，在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设想以及非均衡发展战略之下，“先富带后富”，我国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施了一系列地方性的改革政策、优惠政策推动我国经济快速腾飞，自然会导致少数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多数地区需要中央补助。
第三，中央对发展落后地区的“补助”是应有之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人民仍需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共同富裕要求中央增强转移支付调控能力与力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经济发展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由于自然禀赋、优惠政策、营商环境等因素不同，生产要素流动必然导致发展的相对不平衡。但从公平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并不是追求数字上的增长，本质是为了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因此经济发展不均衡，需要中央统筹提供补助，让各地老百姓享受基本均衡的公共服务，更需要中央政策扶持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第四，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发展成果不是其单打独斗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我国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贡献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区域间人口流动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人口的地区间流动不仅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再配置，同时也推动了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作为人口流出地的部分中西部地区，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工业化经济发展受阻，地方财政创造能力弱；留守老弱孕童，进一步给当地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相关财政支出增添负担。以常住人口-户籍人口衡量人口流入流出，2019年黑龙江、湖南及安徽是我国人口流出最多的三个地区，人口流出分别为49.6、27.8及27.4万人；广东（96.8万人）、浙江（52.5万人）及江苏（39.9万人）人口流入最多。中央对人口流出地的转移支付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劳动人口贡献。
第五，全国上下一盘棋推动经济共同发展，不同地区功能及战略定位有差异，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不能仅用对财政的贡献度来衡量。中西部地区除了通过人力资源、能源资源等方面为东部地区发展做出直接经济贡献外，还通过守护国家边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为其他省份经济发展腾挪空间、解除后顾之忧。如西藏、新疆等部分省份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为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如黑龙江、河南、四川、内蒙古、安徽作为全国重要粮食基地，有效促进工业地区与农业地区在产业上的“分工”。2020年，黑龙江（14438千公顷）、河南（10739千公顷）、山东（8282千公顷）、安徽（7290千公顷）和内蒙古（6833千公顷）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排全国前五，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合计为40.7%。北京（49千公顷）、上海（114千公顷）及西藏（182千公顷）则排名垫底。
总体来看，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分化，又有协同。分税制下财政资源“调配”有利于促进发挥地区的要素禀赋、资源禀赋，提升经济运行效能。市场经济下劳动、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结合创造的财富，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再分配，提高了我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及质量、推动了产业的升级与分工，并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推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人民的安居乐业。
养活全国的不是所谓的“六省一市”，而是全国一盘棋大背景下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宏观政策，是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更是全体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人民吃苦耐劳、智慧勇敢的精神盘活了全国经济，并将持续推动我国稳步迈向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