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孙辈“剥夺”的晚年：一叠叠废纸壳，成了她与这座陌生城市的唯一联结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英 实习记者 毛志成
一叠叠等着被收购的废纸壳，摞在家门口，占去一大半过道。这些纸壳，是曹桂香与北京这座城市建立联结的支点。
曹桂香近70岁了，一年多前，为了照看年幼的孙子，她从湖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像很多来到大城市的老人一样，刚开始她感觉很新鲜，但很快被无聊和孤独包围，这是她一生中不曾熟悉的人情、节奏和空气。
为下一代照顾子女，这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传统。很多年前，老人们更多地是和孩子一起留在老家，在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中，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多不适。但今天，年轻的城市移民意识到留守儿童问题，使得老人进城里帮忙照料变得更普遍。代价是老人的晚年，却又因此而变得单调。
为解决婴幼儿照护问题，国家近年来提倡针对0-3岁婴幼儿建立正式的托育服务体系，市场化托育业务随之兴起。从“隔代照料”向专业照顾的转型，刚蹒跚起步就迎来了难题。
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不少托育机构倒闭关停。北京EarlyBird爱彼宝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辛静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相比于两三年前，行业内的投资意愿大幅下降，大家都更加冷静。”
家住深圳的秦丽回忆起疫情期间照料孩子的难处，“停托班就是要人命，我们夫妻俩只能轮流请假看孩子。”她感叹，现在一旦市内出现疫情自己就会生理性紧张。
孩子无人照料吓退了不少生育意愿。一位北京新市民说，“我和很多朋友都想生三个孩子，但现在一个孩子都无法解决照料问题，不敢再生。”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8月中在公开场合披露，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普惠性服务供不应求。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房莉杰认为，在0-3岁孩子照料问题上，是支持传统的家庭内隔代照顾的方式，还是更倾向于有利女性8小时全职就业的社会化正式照顾，是两种不同的政策路径，中国应基于实际出发。
房莉杰说，从目前各地已调整的生育政策来看，对托育机构的政策支持缺乏实质性表述，这可能与地方政府财政吃紧有关。
8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发布《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要在房租、税费、社会保险、金融及防疫方面帮助托育机构渡过难关、恢复发展。
“被剥夺的晚年生活”
早晨8点，儿子儿媳出门上班，家里只剩下曹桂香和未满一岁的孙子。给孙子喂饭、哄睡，推着孙子从家里的这一面墙走过客厅、卧室，到达另一面墙，来回踱数次，让她感到很吃力。
楼房没有电梯，体力不好的她很少下楼，即便偶尔下楼，走入小区广场这一邻里公共空间，因不会讲普通话，主动与人搭话后发现难以交流，只得悻悻而归。
捱过白天，等儿子儿媳傍晚回家后，她便解脱了。
“每次回家，看到我妈抱着孩子坐在对着门的凳子上，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审的犯人，在被审问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 曹桂香的儿媳李微说。
李微32岁，是一家大型私企的普通管理人员，与在事业单位做文职工作的丈夫一样，加班是生活的常态。
李微每日6点起床，为孩子做辅食，给老人和自己准备好早餐和午饭，至少要忙一个多小时才能出门。晚上到家后，尽量在一小时内快速完成吃饭、洗澡、刷牙等个人事务，就得照看孩子和安抚老人。
即便如此，李微仍感到力有不逮。即使儿子儿媳在家，老人也很无聊，有时会看到她坐在椅子上刷手机，两眼空洞无神，那个时刻很内疚，她本来可以有时间，和老朋友老亲戚、街坊邻居聊点家长里短。
“我甚至觉得我们剥夺了她的晚年生活。”李微说。
在老人应安享晚年时，该不该让他们为了照看孙辈远赴他乡？应不应该让老人带孩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李微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后，曹桂香开始在小区内捡纸壳，这仿佛成为了她的精神寄托。她会抓住一切时间外出寻纸壳，等儿子儿媳回家后，即使已经深夜十一二点，她仍要坚持下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