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孙辈“剥夺”的晚年：一叠叠废纸壳，成了她与这座陌生城市的唯一联结
纸壳占空间，卖不了多少钱。李微说，“将纸箱拿进房间前需要剪开，然后拖过客厅、卧室，一直拖到阳台，没法晾衣服了。我很担心附带病毒，尤其疫情期间，心里很烦，只能麻木自己，默默拿着酒精来回喷。”
不过，李微很快就意识到捡纸壳是老人宣泄情绪、排遣孤独的出口，也是老人与这座陌生城市建立联结的方式，因此她选择了忍耐。
为了让老人开心，李微夫妇甚至也开始帮忙留意废纸壳，加入到小区捡纸壳老年团竞争中。
曹桂香的情绪慢慢好转，不过没多久留守在湖南老家的老伴儿被诊断出重病，曹桂香不得不回老家。
婆婆回老家后，李微又再次面临无人带孩子的困境。她选择把自己妈妈接到北京。这一选择将完全打乱李微父母原本的生活。李微父母在湖南做了几十年的服装生意，他们常年在各大集市流动摆摊，李微爸爸负责开车运货，妈妈负责销售，尽管已经年近60岁，但两人仍然精力充沛，每月都有不错的收入。
为了来给李微看孩子，父母卖掉了货车，停掉了服装生意。“他们的生活回不去了，生意没法再做，两人两地分居。”
来到北京的李微妈妈同样无法适应，数次表达想回湖南老家。无奈之下，两周前，李微同意了让妈妈把孩子带回老家。
让孩子在自己身边长大仍然是李微夫妇的愿望。最近几日，他们每晚为带孩子问题愁到深夜，难以入睡。请保姆，不放心，送到托育机构，市场上又难以找到服务质量和价格都合适的。
“机构托育”？托不起
“我更愿意放到托育机构去，让老人来带孩子是无奈的选择。”李微说，老人只能保证孩子的基本需求，两代人的育儿理念也不同。比如，李微希望让孩子的性格更活泼，多逗孩子玩，但老人认为空闲时间就应该教更多知识。
李微夫妇曾认真挑选过托育机构，但没有找到满意的，一方面是出于对疫情的顾虑，更重要的是各家机构的价格过高。
他们家周边托育机构每月至少需六七千元，而他们的预算在三四千内。在他们的家庭账本中，除了照料孩子的开销，购房、老人医疗费等都是巨大的经济负担。
不过，也有人愿意以一半家庭收入的比例投入到托育机构中去。
秦丽夫妇是深圳的新市民，有一个快2岁的女儿。孩子才9个月大时，秦丽就送去了托育机构全日托，比一般孩子提前了许多。在怀孕期间，秦丽就了解到北欧的父母育儿假结束后就把孩子寄送到托育机构，她对这种社会化的照料方式非常认可。
“我在小区也经常看到保姆带孩子，一般就是让孩子在楼下晒太阳，保姆在一旁玩手机或者跟其他人聊天，与小孩没有互动，这种方式我不能接受。”秦丽说。
她认为，在托育机构，孩子不仅可以与同龄孩子互动，还会有老师一起聊天、交流，对于孩子的智力发展、社交能力都会有帮助。
对于老人照看孩子，秦丽明确表示不考虑。坐月子时，秦丽就与父母因孩子照料问题发生争吵。“比如我觉得宝宝不要吃过多的药，因为喝母乳的抵抗力是比较好的，但长辈会给她买很贵的七星茶、保婴丹，这些都是重金属超标的。”
打定主意要送孩子去托育机构的秦丽，托育之路也并不好走。
孩子3个月时，秦丽就开始寻找托育机构，她发现大部分机构只招收2岁以上的孩子，这些机构更像是为了解决孩子上幼儿园的焦虑期问题而设置的学前托班。
秦丽回忆，有一家机构愿意接收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但需要招收到4个孩子才能支撑起成本，最终这个6月龄幼儿班因招生不足无法开班。到孩子9个月时，终于有一家机构愿意放宽要求到接收1岁以上孩子。
现在秦丽的孩子快2岁了，在托班的这一年多，每月需要花的8000元费用已快占去了家庭收入的一半，但秦丽认为值得。
现在，她最担心的是疫情，一旦出现，托班就会被按当地要求关停。今年1月，秦丽所在的深圳宝安区出现疫情后，夫妇俩只得每日轮流请假半天回家带娃。
“对于有0—3岁小孩的人来说，居家办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秦丽说，孩子的精力无处分散，会要求大人陪聊天、玩耍，大人看手机，孩子会把手机打掉，甚至上厕所都需要把她抱在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