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孙辈“剥夺”的晚年：一叠叠废纸壳，成了她与这座陌生城市的唯一联结
秦丽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当时，她请在珠海老家的母亲来帮忙，但防疫政策不允许珠海市民前往深圳。她又打听到龙华区的一家托育机构还未关停，立刻把孩子送了过去，并充值了两周的费用，4天后这家机构也被要求关闭。现在，这家机构已经倒闭，当时充值的2000多元无法退回。
成本难平
9月1日，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相关负责人杜希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托育机构降低成本难、稳定招生难、应对风险难，疫情造成大量托育机构退出市场。
“2018年托育行业有几轮比较大的融资事件，但这两年几乎没有了，投资信心下降。主要受疫情影响，作为纯线下机构，疫情期间关停后生存压力极大。” 北京EarlyBird爱彼宝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辛静说。
三年疫情，爱彼宝园所实际运营时间不足2年。在辛静的预想中，在选址没有问题且运营能力不错的情况下，一所小型园所一年半时间内可以回本。但疫情不断反复，她的预想破灭了。。
疫情，还不算托育行业最致命的问题。
据辛静介绍，运营成本过高一直是托育行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场地租金与人力。“北京中心城区的托育机构价格每月在六千至一万五六，一旦低于六千就很难覆盖掉成本。”一般来说，房租在整体运营成本中要占去20%-35%。
由于托育机构有要求，场地必须位于三层楼以下，导致租金价格高，北京的租金大概在5-10块每平每天，一处400平的托育园所（招收40个-60个孩子）每月租金就达6-12万。
同时，房屋启动时间长。积木宝贝副总裁刘燕介绍，按照政策要求，房屋必须静置到甲醛含量低于一定标准，为此一个托育机构可能需要空置教室达半年以上。
相比房租，人力成本更高，一般占到运营成本的40%左右。
托育机构的师生比一般不超过1:5，同时当前市场上缺乏合格的托育人才，导致企业自身承担了大量的人才培养工作。
辛静介绍，“大部分人才培养是由企业内部去做，行业内虽然也有托育师证书，但落地效果较差，获得证书一般要求60-100小时的培训时间，但是托育依赖于与孩子真正接触中的实践，否则很难领会理论。”
辛静称，爱彼宝正在跟专业院校合作，将部分课程提前植入到职业院校，经过2-3年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教育，才有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刘燕说，积木宝贝往往一个班配备三个老师（主班、副班和保育阿姨），主班要求为本科以上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而副班则是专科以上学历。通常情况下，完成招聘流程的新老师在上岗前还需要1-2个月的培训时间，学习如何抱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给孩子喂奶等等动作。这些时间和成本投入，导致前期支出不小。
托育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向云认为，在租金与人力成本高企情况下，收费价格难以下调，进而导致支付能力较弱的家庭无法将孩子送入托育机构。而招收孩子数量少，反过来又使得托育机构利润率降低。
托育帮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社区托育机构之一，在重庆的收费价格每月三四千元，属于普惠性质。即便如此，重庆的托育帮园所入托率也只能达到60%-80%，已经属于全市较高的水平，但某些城区的托育机构平均入托率只有30%左右。
政策扶持还是市场运作
为了扶持托育行业发展，国家发改委与国家卫健委曾于2019年10月联合印发《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针对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中央预算内投资每个新增托位给予1万元补助。
据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杜希学介绍，近三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20亿元，累计新增普惠托位20万个。不过总体来说，目前托育机构九成是营利性机构，大部分家庭期盼的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需求，还难以获得有效供给。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佘宇等人今年针对全国23省托育机构的调研结果，财税支持力度弱、用地保障难落实、对硬件设施标准要求既多又高等因素是制约普惠托育的瓶颈。调查显示，享受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补贴的托育机构仅占6.86%，其中民办托育机构中享受普惠专项补贴的比例更低，仅有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