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公立医院最主要的收入——医疗收入，出现十年来首次下降，平均收入比2019年减少1436.1万元。同时日常性的财政拨款缩减，到2022年初，国家卫健委部门一般公共预算中，公立医院预算连续三年下调。
财政拨款的流向，要求“大三甲”向更高一级的医学中心发展。2022年7月22日，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家将重点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动国家和省域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进一步缩小区域间差距，更好地满足群众就近享有高水平医疗服务的需求。
每个国家医学中心，中央投资原则上支持不超过10亿元。计划全国建设50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央预算内投资将分阶段给予资金支持，累计不超过5亿元。
地方财政也跟进投入。如辽宁省财政共计筹集安排财政补助资金5.5亿元，支持参与争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九家省属医院建设发展。为了拓宽筹资渠道，还安排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2.2亿元，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予以倾斜支持。
此外，全国统筹聚焦重点病种和专科，计划建设120个左右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相比于3.5万家医院，守在居民家门口的97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是财政支持的另一端流向，2020年获得财政拨款约2487亿元，比2019年增加337亿元。
城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在装修楼房，专款专用，医疗内部环境得到改善，原来想建病房没有地方的，现在都有机会了。”广州市一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解释，疫情防控补贴也增长了，只不过医生的整体收入还是在下降，原因还是在于患者减少。
在乡镇，卫生院也借机发展起来，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们甚至开始拥有自己的核酸检测实验室。长三角地区一家卫生院，在2021年最新购置的64排CT，这是出于防疫目的买的，但院长的想法是，“物尽其用”，选拔部分员工前往省城接受培训，以便在平日里，将这套造价100多万的系统，用于体检和诊断。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轨迹，在家门口看病的人变多了。
2020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门诊量达18.5亿人次，占门诊总量的23.9%，比2019年上升0.6个百分点。
相应的，卫生费用流向也有所改变。《202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结果与分析》显示，与2019年相比，2020年医院费用中，城市医院、县医院费用占比分别下降2.93个百分点、0.74个百分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费用占比分别上升0.20个百分点、0.05个百分点。
国家卫健委一直在推分级诊疗，就是要将部分病人留在家门口医院。疫情催生的这一转变能持续多久，还需要持续观察。
2021年也是疫情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疗人次20.0亿，比上年增加1.5亿人次，不过，占总诊疗人次比重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在新冠疫情前，卫生费用有向大医院倾斜的趋势。《202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核算结果与分析》显示，2015年—2019年，中国城市医院和县医院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机构法）比重，从53.43%上升到55.36%，其中流向城市医院的费用占比，从39.52%上升到41.55%。
“单纯从门诊量来看，占比下降说明，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速度还赶不上老百姓健康需求增长的速度。”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聂春雷在2022年7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分析，从服务量来看，基层医疗既承担了基本的医疗服务，还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服务，整体看，还是稳中有升。
聂春雷称，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以问题为导向，大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将更多患者留在基层。
在硬件能力投入之外，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财经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前主任俞卫指出，“我们更需要的是与之匹配的软实力，即更优质的医生资源和更优质的医院管理能力，这也是今后卫生费用投入资源上，更需要考虑的。”
“健康中国”行动新十年已过两年，如何实现“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将在每一分中国卫生费用上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