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上下五千年 上下五千年从哪里算起从“上下五千年”到“上下八千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年迎来高光时刻,开始从学界进入公众视野。这项工程迄今20年间,聚焦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两千年,将全国这一时段重要遗址囊括在内,以考古学与自然科学深度结合的模式,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
那两千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彼时农业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社会分化加剧,随之出现国家与王权。依照恩格斯的说法,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时间段内,长江流域的良渚古城、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等遗址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文化,甚至可以称之为国家。探源工程的初步结论认为,距今5000多年,中华大地迈进文明社会。
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说中华文明形成于5000年前,如此高度的文明并非横空出世,更久远的根脉又在何时何地?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系列发现中,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根据当前的考古成果,八千年前后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有些学者称之为中华文明的起源。随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化, “上下五千年”不仅由传说变为考古学实证,“上下八千年”历史大脉络也逐渐变得清晰。
文明起源的迷思
2002年春天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20个学科、400多位学者,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进行详细研究。这项工程以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四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为重点,得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大脉络。探源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难以绕开:到底什么是文明?
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以三个要素作为判定文明的标准:冶金术、文字、城市。上世纪80年代,“文明三要素”随着风行一时的英国考古经典著作《最早的文明》影响至中国。而这三要素是西方从两河流域和埃及考古中提炼出来的,那是全球现代考古学的发轫之地。中国史前社会发展模式与两河流域和埃及不尽相同,同样的要素在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涵义,因此“文明三要素”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浙江良渚遗址群文家山墓葬中布满玉器。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冶金术在东西方的不同意义。在西方,青铜冶炼技术发明后被大范围用作生产工具和兵器,推动了农业发展和战争升级;而青铜冶炼技术自西亚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发达的制陶工艺相结合,被广泛用于礼器制造,铸成了花样繁多的青铜器。即便在高度发达的中国青铜时代,铜器并未对农业发展作出明显的贡献。
所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确定中国的文明起源标准。这一标准必然建立在中国考古发现基础上。其中,浙江余杭良渚古城、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等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是良渚古城,在30年的时间里,考古人陆续发掘出高等级墓葬、祭坛、宫殿、水稻、城墙、大型水利工程等,一个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发达聚落完整浮出水面。
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2018年,探源工程专家组将文明标准定为四条:生产力方面,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程度发展;社会明显分化;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出现王权。后来,国内学者又陆续提出一些看法,但国家、城市、王权、阶级分化这几个要素重合率颇高。
当然,不同的观点依然存在。
2010年,河南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为墓葬绘图。图/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考古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说,多数考古学家眼中的“文明”,基本是西语中Civilization一类词的翻译,一般以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论断为据,多数情况下,将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当做大同小异的同一件事来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冯时则从中国传统来认识“文明”,《易传》《尚书》中的“文明”一词,本意是经过内心德行修养表现出的“文德”,是将人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的精神追求。因此,文明社会的状态,应该是“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
概括来说,关于文明的认识,一种观点重视社会发展程度,而另一种观点重视文化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