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上下五千年 上下五千年从哪里算起从“上下五千年”到“上下八千年”
韩建业赞同将两者结合起来，他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这一观点强调，应该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区分开来，文明形成以国家社会的出现为标志，而之前还有很长的起源过程。
有趣的是，不论按照探源工程提出的文明标准，还是中国传统文献的文明概念，两种观点的部分学者在八千年文明起源这个坐标点上达成了一致。
在辽宁牛河梁遗址发掘现场拼对陶片。图/牛河梁遗址发掘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如此总结他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认识：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社会，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区分文明“起源”和“形成”两个概念，是文明探源研究的一项创举。他希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下一步深化，就是继续上溯至八千年，进一步探究文明起源阶段。
韩建业认为，距今八千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八千年前已经迈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八千年大脉络
文明的起源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从自然环境来看，八千年前是宜于繁衍生息的时期。距今八千到六千年是气候大暖期，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华南。
得益于温暖湿润的气候，农业发展迅速，稻作农业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到淮河流域，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这一时期遗址里的石铲和骨铲，表明农业已从刀耕火种发展为耜耕农业。农业发展使得人们定居下来，人口增长，村落增加，手工业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八千年前一道亮眼的曙光，无疑是中原地区的贾湖遗址。
山西师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图/国家文物局
上世纪80年代，贾湖遗址出土了一系列惊为天人的文物，比如刻划着符号的龟甲，有的字形与甲骨文几乎相同。贾湖遗址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原来八九千年前的生活并非原始与落后两个词便可概括，时人已经拥有堪称丰富的精神生活，甚至有了精妙的乐器。
贾湖并非唯一的高地。差不多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族群也在向文明进发。比如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距今一万年，发现了中国迄今最早的驯化稻。除了水稻之外，上山文化的其他现象也颇值得关注，比如占卜、制陶技术等，浙江义乌桥头的上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距今9000~8500年的卦象符号。长江中游洞庭湖西南，距今7800~7000年的高庙遗址出现了大型祭祀场和精美的白陶祭器，早熟的宗教祭祀和空间观念逐步形成……
到距今六千年前后，文明化进程开始加速。黄河流域的粟黍向长江流域传播，水稻则向北传到汉水流域和黄河中下游。此时人口、聚落显著增多，形成中心性聚落，如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出现了数个规模达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
2019年至2021年，在山西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庞大的中心性聚落。聚落修建了环绕的壕沟，宽约4米、深约3.5米，是后世护城河的雏形。军事防卫已成必须，意味着聚落之间出现了战争，这也是社会复杂化、聚落中心化的表现。考古工作者还从泥土里挖出了六千年前的石雕和陶雕，形状像桃核，其实是对蚕蛹的模仿。这些蚕蛹雕塑是中国目前最早的蚕蛹形象，加上出土的桑科花粉，考古工作者推断，此地先民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了——这是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师村遗址作为一只可供解剖的麻雀，反映出了六千年前后一座“大城市”的样貌。
到了距今5500~5000年，各地区相继正式进入文明阶段。此时社会复杂程度与六千年前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