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目前日本和韩国的育儿服务大多以优惠的免费或半免费形式提供，韩国的育儿率甚至一度超过50%，但两国近年来的生育状况持续低迷，这说明鼓励生育的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深层次原因是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大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就业和工作压力的加大等。，未婚结婚盛行，两国大量年轻人不结婚或晚婚。在婚内生育的文化下，年轻人不结婚就不自然生育。”卫诗说。
如何支持政策？
今年上半年，有很多国家的入托率。《环球时报》7月曾报道，今年上半年挪威新生儿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57人，增幅为4.4%。
此外，虽然美国出生率下降，但2020年总和生育率仍将超过1.6。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美国的托儿所更加市场化。国家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儿童保育服务体系主要由日间照料中心、家庭日间照料中心和家庭式早教服务组成。在美国，以家庭为基础的护理服务是一种重要的婴儿护理形式。
卫诗指出，英国和美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国家，两国的托儿服务提供者主要是私人机构。与瑞典、挪威等福利国家相比，托儿服务成本相对更贵是不争的事实。
“但长期以来，美国的生育率远高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原因在于，除了需要从托儿所市场购买服务的高收入和中产阶级人群外，美国重点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持。大量的现金援助、税收减免、育儿津贴等配套措施主要用于支持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和婴儿的发展，客观上使低收入家庭负担得起。”卫诗说。
从生育率来看，欧美国家刺激生育的政策确实相对更有效。
卫诗说，例如，德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目前，德国女性不仅可以享受产假和育儿假，还可以在育儿期间领取津贴。除此之外，德国对女性员工在育儿期的就业政策也在不断优化，等等。得益于这些措施，近年来德国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每名妇女1.54个孩子，在欧洲处于中等水平。2021年略有上升，总和生育率达到1.6。
“与德国类似，挪威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如育儿假、父母津贴、儿童福利等。总的来说，这些政策也相当有效。挪威是欧洲生育率高的国家之一。与2018年的1.6相比，挪威的总和生育率在2021年升至1.7。”卫诗说。
目前解决低生育率绝不是单一的政策，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上述联合国报告指出，在过去30年里，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已经遍布全球。目前，世界人口的一半生活在总和生育率低于2.1(即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国家。
目前，高度发达国家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至4%用于家庭赡养，家庭公共支出水平与生育率和代际家庭规模密切相关。然而，家庭政策的大规模扩张往往会对生育率产生相当大的短期影响，但其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往往是有限的。目前，最有效的政策是满足不同生活条件下男女的不同需求。
此外，有必要密切关注育龄青年及其就业和住房情况。
根据上述联合国报告，获得经济保障、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获得合适的住房通常被列为为人父母的重要先决条件。然而，在许多高收入国家，经济不确定性集中在年轻人身上，这反映在工作越来越不稳定和收入越来越低。此外，住房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加剧了许多年轻人的生活贫困。
“因此，许多人无法达到组建家庭所必需的所谓物质标准——稳定的工作、足够的收入和合适的住房。结果就是住房独立推迟，结婚推迟，生育推迟。”联合国报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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