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诸如“打工人”“尾款人”“工具人”“985废物”“小镇做题家”一类的身份自嘲，又或是“内卷”“异化”“无力感”这些对于处境的描述，都透露了一个尴尬的处境：年轻人过得不好。
这很像学者项飙曾讨论到的现代人“悬浮”现象，许多人想要拼命挤上高速列车，但不知道他们即将去哪。自我意识如此强烈的一代，更注重自我表达的一代，物质生活和选择更丰富的一代， 却面临着更匮乏的意义感和泛滥的无力感，以及更加退步的“自我认识”，这是一件极其吊诡的事情。
这种冲击，好比方说看着一群人拿着旧地图去寻找新大陆。
靠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
这两年为了理解自己的处境，我开始学习社会学、心理学等更多学科，并经常会引导自己做一项练习，就是对很多看似寻常的大白话再多一步思考。 因为很多误解和矛盾的源头，在于不同的个体对同一词汇表达，因其所拿到的地图不同，理解情况也会很不一样。
比如说“白色”，我们总是不假思索地使用，以为就是一种简单的颜色；但在爱斯基摩人的文化里面，“白色”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定义。颜色尚且如此，更别提“快乐”“性别”“成功”“婚姻”等等看似简单、其实复杂的命题表达了。
这个练习的有趣点在于，把词汇放在不同的社会语境里，设身体会，能够很容易清晰分辨出，哪些是我们在依照社会规训和群体惯性做选择的，哪些是我们更想要的。
再拿“自我”来说。
多年前，社会学者曾经做过一组实验，让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时用“我是……”造句。在实验中，多数西方人会填上自己的特质，比如说“我是个勇敢的人”，而中国人更多地选择借助描述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来定位自己，比如说“我是儿子的妈妈”。很多社会学研究也发现，中国人更容易将“自我”放在关系中表达，强调国家、社会、族群。就连人生关键节点的选择，也会更倾向放在“关系”里来衡量。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把中国人的人际比喻成水波，以自我为中心，由近及远推出去。中国人好像有一个弹性的、多变的“我”，在不同人面前不断更换自己的演员角色，扮演社会规范中要求的角色，并且这些角色的言行举止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但如果我们再较真一下，“你”到底是谁，“你”的成分怎么构成？有多少比例是社会希望你做的，有多少比例你想做的，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
今天的我们，得益于工具理性，享受到丰富的生活，但也因为工具理性的空前发展，齿轮难以摆脱惯性脱离轨道，逐渐演化出新的忧虑。当我们极致地把自己当作是生产力，疲于换取现代社会的生存和通行货币时，很多人的自我形状是模糊的、坍塌的、无力的。现代化的另一面，其实是价值危机，信仰危机，意义缺失的危机。
其实很多时候，所谓的失败也只是失败而已，所谓的缺点也只是个人特质而已，所谓的裸辞也只是暂停而已，并不一定等同于“贬义”或“低价值”。对于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普遍的无力感，普通人可以尝试的是，把成功和失败，优点和缺点，在职与裸辞以及别的选择，都当成是数据来观察和思考，而不是当成奖赏和惩罚，或是绝对的是与非判断。
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判断，是很大程度长年累月受到社会、家庭、教育、城市以及诸多方面的因素所塑造的。旧地图是父辈或是他人的实践所得，也是他们的宝贵经验，这帮助他们在当时的环境里闯出一片天地。但当我们拿着旧地图不假思索地在新世界企图寻找新大陆时，即便拥有再光鲜的标签，也是肯定会碰壁的，也是会迷路的。
我们要面临的路，和别人所走过的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需要我们对自己有足够清晰的自我认识和接纳，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渴望足够并且敢于坦诚，需要我们打开自己去看到更多“反面教材”，需要我们建立内部可控的认知体系和判断标准，在不同环境中试错和迭代，才有可能在纷繁的噪音和迷雾中找到新大陆，而这也会帮助我们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热情。
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对“自我”有足够清晰的了解和坚持的底气。是否裸辞，是否选择大厂不重要，是否适合自己、符合自己的评判体系更重要。
是的，自我探索和自我认知的引导，是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缺少的必修课。这种新旧地图的冲突是每个代际交替都会面临的，每个代际都有自己的难题。但一味地将“年轻人过得不好”归咎于教育、归咎于社会、归咎于内卷，拿着旧地图继续跟随性地选择，是一种偷懒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