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数字游牧民的梦想变质
数字游民生活并非乌托邦，孤独与焦虑才是真相。
Jason，34岁，美国人，手里拿着球杆，在酒吧的台球桌旁踉跄走动。他喝下第五瓶西贡啤酒后，会照例骑上小摩托，摇晃着驶回他那间靠海的小屋。我之所以知道这一切，是因为过去四晚我都目睹了相同的场景。
另一边，38岁的法国人Eloise正在舞池中央扭动。她在沙滩上和我聊过，说她的梦想是靠比特币发财，尽管她目前还没有启动资金。而Bex，一位五十多岁的英国女性，瞳孔放大、神情兴奋，因为她刚吞下一颗药丸。她说她一年只在英国待一个月，只是为了安抚担心她的家人。
我们聚在东南亚一座“天堂岛”上，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电脑盖上，夜晚才刚刚开始。这就是所谓的数字游民梦吧？一边旅行，一边赚钱，听起来自由又刺激。
可我们真的快乐吗？还是都在自欺欺人？
数字游民，也就是那些不受固定地点限制、远程工作的人，的数量近几年激增。2024年，美国大约有1810万人自称是数字游民，比2019年多出147%。英国有16.5万人在全球流动工作，7%的成年人表示他们很可能在未来三年内加入。
但这个看似自由的选择，背后也有裂缝。我清楚这一点，因为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2022年，我开始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谋生。英国生活成本飙升，我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月付一千英镑租住伦敦外的一套公寓，要么免费住进别人家帮他们看宠物，同时攒钱准备买房。选择几乎不费思考。
我在英国、也在一些阳光充足的国家替人看宠物。除了机票之外几乎没有花销，有时我还住在亲戚朋友家，总体上远比英国本地生活便宜，也让我能存下一些积蓄。我之前在日本工作了两年，又在澳大利亚待了一年，对异地生活并不陌生。所以，当我打算搬到东南亚的某个海边城市开启我的数字游民生涯时，自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起初，这种生活方式让我着迷。我白天在家写稿，晚上骑着摩托车穿过飘着小吃香气的街道，和新朋友在沙滩上喝椰子汁。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可到了六个月旅程的中段，我心中开始冒出一个小小的声音，到最后一个月，它已经变成了嘶吼：“我到底在干嘛？”
澳大利亚的Corina也有相同的困惑。她可以远程管理房产事业，便启程前往南美洲。“一开始真是太棒了，不断探索、结识不同的人，我感到无比自由。”但有一天，她开始怀疑，“我真的想过这样的生活吗？”
她并不容易思乡，也曾踏足过40个国家。她描述自己穿越委内瑞拉边境、在那里生活半年时的“狂野与自由”。但渐渐地，那些现实难题让她心力交瘁：热水和电力每天随机中断，出租车司机只听得懂西语，而她的西语才刚入门。当地没有官方货币，只能靠加密货币支付，还得碰运气看App能不能用，或者用美元，但你得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兑换人。
我也有过类似的时刻。2023年，在越南旅行时，我两个月内经历了一次扁桃体发炎和好几轮食物中毒。我一边发烧一边发抖地坐在从胡志明市开往头顿的轮渡上，只盼着早点到岸。不过我得坦白：我玩的只是“轻量版”的数字游民。轮渡一靠岸，我就能直奔我哥哥的家，钻进备用房间躲起来休息。
不像Matt，他高中刚毕业就独自踏上陌生国度。我总是选择身边有朋友的城市，靠近熟人。我在悉尼待了三个月，白天在住处工作，中午去海里游泳，晚上和老友见面，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做外派时的生活。
可即使这样，那种空虚感还是没散去。我既不像是在度假，也不是定居。看着朋友们继续自己安排好的生活计划，我只是个短暂闯入者，像个穿越时空的旅人。
我开始意识到，很多数字游民的生活其实是“表演”出来的。在巴厘岛，我看到一个自称靠被动收入生活的男人，在晚上十点的视频会议里焦头烂额；一个在旅行视频里鼓吹“正能量”的人生教练，对着当地女服务员大声嚷嚷，因为她的牛排煎过头了；还有一堆自称“创业者”的年轻人，也许这只是我身为英国人，对那种美式自信本能地抗拒。
曾经，“安定”对我来说是种禁忌。但在悉尼某天，我在海边的岩石泳池偶遇一位本地人聊了几句，晚上又和老朋友们聚餐，笑声不断。我终于明白：让我快乐的不是城市，而是“人”与“归属感”。
渐渐地，我开始渴望有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有邻居可以认识，有规律的健身课可上，有家咖啡店记得我叫什么名字。曾经我把“生活规律”当作枷锁，而现在，它反而成了我渴望的生活锚点。
回家的决定并不轻松。从胡志明飞往伦敦的飞机快要降落时，我望着窗外那片拼布一样的田野，不知道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回国。头几个月，我在家人家和看宠物的短租之间来回穿梭，朋友们总爱问我下一步打算，而我一次次地回答“不知道”，只觉得越来越沮丧。
文化冲击也如期而至。大家并不真的想听你讲旅途见闻，太遥远，也太不切实际。而我在国外建立的一段恋情也在挣扎中结束，朋友们无法理解其中细节，更无法给予安慰。我既像刚刚归来，又像从未离开过。
后来，我接受了一份有地理限制的远程工作，签下一份布赖顿的租房合同，打算至少在那里定居一年。三年前的我肯定会把这当成“坐牢”，但现在的我，却感到无比释然。
Corina也回到了澳大利亚，并做出了更激进的决定，她重新进了一家公司上班，这是她十多年来第一次有办公室工作。“说来讽刺，”她说，“反倒是工作给了我喘息的机会。”她解释，以前虽然自由，但总是在线，连和家人相处都心不在焉。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最初，她也担心坐班会像关住一只野兽，但结果却出奇地好。强制性的作息、固定的时间段，反倒让她效率大增。她笑说，以前她会熬夜、晚起、拖延、责备自己，最后常常凌晨三点才开始动笔补白天没完成的事。
Matt在五年旅途中最终在卡尔加里肺部塌陷，被送进医院。没有人陪伴，保险也不报销，他只能动用所有积蓄。“那段时间，我真的感到孤独到了极点。”他康复后回到英国，如今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光。
Caterina则在经历四年全球漂泊后，和伴侣终于签下纽约的一份租房合同。她笑着说，这个决定他们考虑了一整年。
我们并没有把旅行从此拒之门外。但现在，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重拾稳定和平静。而稳定带来的，也不乏小确幸。对Caterina来说，是一把锋利的厨房刀；对Matt，是一张图书馆借书证；对我，则是一张游泳馆的会员卡。
我不后悔曾经的每一次远行，我知道自己曾拥有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也真的曾在无数次惊叹中心怀感激。
如今，虽然我无法明早登上巴厘岛火山去看日出，但布赖顿海滩的晨曦，依旧美得令人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