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正在成为一种奢侈品
在短视频淹没理性的时代，深度阅读与思考成了有钱人的特权。
上世纪80年代，我还只是个孩子，父母把我送进了英国的一所华德福学校。那里的教育理念有些“反潮流”——不鼓励孩子看太多电视，而是推崇阅读、手工活动和户外游戏。
当时我颇为不满，甚至觉得像是被剥夺了乐趣。但回头看，也许他们确实懂得得多。如今的我几乎不看电视，依然热衷于读书。然而，比电视更迷人、更具侵蚀性的技术早已悄然降临——互联网，尤其是手机，正在重塑我们的注意力。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专注超过几分钟，必须把手机锁进抽屉，或干脆放在另一个房间。
一个世纪前，人类发明了智力测试，从那之后，全球的智商得分整体呈上升趋势，这一现象被称为“弗林效应”。但近些年，我们的大脑似乎正在失去将智力转化为思考能力的力量。一份最新报告指出，过去十年里，绝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成人阅读能力不升反降，贫困群体的跌幅最为明显。青少年的阅读能力也在滑坡。
在《金融时报》中，John Burn-Murdoch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后读写文化”的兴起。如今我们大多数信息摄取来源是智能手机，不再是密集的文本，而是图片和短视频。相关研究甚至指出，频繁使用手机的青少年更易出现注意力缺陷的症状。在美国，已有四分之一成年人怀疑自己患有多动症。如今的老师很少再布置整本书的阅读任务，原因之一就是学生根本读不完——2023年，有近一半的美国人一本书也没读过。
技术对我们的影响，不止是打断注意力那么简单。它正在改变我们阅读和思考的能力。但更少人愿意谈论的是：这一切，正在催生一种新的认知不平等。
你可以把它比作“垃圾食品”的扩散：工业化加工的高热量零食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上瘾，于是那些有条件维护健康饮食的人与那些被困在食物陷阱中的人之间，拉开了身形和命运的差距。在富裕国家，肥胖率已明显和贫困划上了等号。而“认知垃圾”也在走同样的路线。
深度阅读不是天赋，而是后天习得的能力，往往需要长时间刻意训练。正如阅读研究专家Maryanne Wolf所揭示的那样，掌握长文本阅读技巧，会从根本上重塑大脑——扩充词汇量，激活大脑的左半球分析区，增强专注力、逻辑思维和抽象思考能力。这些能力的大规模普及，曾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言论自由、现代科学和自由民主。
但数字时代训练出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大脑习惯。Cal Newport在他的《深度工作》一书中指出，数字环境天生就倾向于分心。社交平台的每一个设计细节，都在争夺注意力。信息海啸之下，我们的思维被训练成了快速滑动、模式识别和浅尝辄止。
更糟的是，今天的环境甚至不鼓励阅读本身。TikTok和YouTube Shorts为我们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短视频，搭配上视觉梗图、真假难辨的新闻、煽动性的信息和海量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泡沫”。这就是认知领域的“垃圾食品区”，让人欲罢不能。
也许你会说，选择仍掌握在个人手中。但就像垃圾食品对穷人的伤害远超富人，数字垃圾对底层大脑的损耗也更深。长期以来，贫穷和低阅读水平本就是孪生兄弟。而如今的研究显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每天看屏幕的时间比富人家的孩子多出两小时以上。当每日休闲屏幕时间超过两小时，孩子们的记忆力、处理速度、专注度、语言能力和执行功能都明显下降。
换句话说，在一个信息诱惑无处不在的时代，保持认知健康变得越来越困难。深度阅读，或许将成为一种只存在于精英亚文化中的奢侈品。
这种分化，已经在悄然形成。一些精英群体、保守宗教团体，甚至科技界的大佬们，正主动限制科技的介入。2019年到2023年间，美国新成立了250多所“古典教育”学校，其中许多以基督教价值为核心，强调阅读经典原著。《告别手机：让孩子远离屏幕的实用指南》这样的书籍在这类人群中广为流传。
不只是保守派。比尔·盖茨、Evan Spiegel等科技领袖都曾公开表示，控制孩子使用屏幕的时间很重要。有的雇保姆时甚至要求签署“禁手机合同”，或把孩子送进像华德福这样的学校——这些地方对手机的限制近乎“零容忍”。但代价高昂，在加州半岛的华德福小学，一年的学费高达3.4万美元。
一些州，比如加州，正尝试通过立法限制校园内的手机使用，理论上这可以缩小认知差距。但现实中，如何在资源极度不均的学校之间、公立与私立之间，甚至在每个家庭中公平执行，仍是未知数。
硅谷之外，也有人通过“多巴胺禁食”来限制自己的数字刺激，比如规定特定时间段内不刷社交媒体、不玩游戏。但这种“苦修式”的认知锻炼法，依然只在富裕群体中流行。
随着下一代人成长为从未脱离手机的一代，文化分层恐将愈加明显。一小部分人保有、并刻意培养专注力与深度思维的能力；而大多数人，将被困在一个“后读写”的世界里，其后果显而易见。
我们也许已经看到苗头：一个无法深度思考的选民群体，必然更部落化、更情绪化，更无视事实与历史，容易被情绪煽动，迷信阴谋论，对理性辩论毫无兴趣。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似曾相识，那可能正说明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
而在一些精明的权力操盘手看来，这正是可趁之机。少数寡头操纵政策将变得更加轻松，因为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注意力去追踪那些枯燥但关键的技术政策。他们所需的只是下一条“打脸对家”的短视频。政治精英们将开始适应这种“群众理性滑坡”，一边维持民主的外在仪式感，一边将真正的权力操作转入隐蔽空间。
这并非我所赞同的局面，但我们正滑向一个奇异的现实：一群自信大于诚实的“网感型”寡头，一个擅长在精英语言与网络俚语之间来回切换的煽动者，将在这个后读写世界中如鱼得水。而那些无钱、无权、无人替他们发声的人，将彻底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