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办公消亡史
远程办公曾带来自由与高效，却遭企业强推返工令。嫉妒与旧秩序的维护，让数字游民成为牺牲品。
2020年，远程办公如一股清风席卷职场。研究显示，生产力并未下滑，员工幸福感提升，公司节省了昂贵的地产成本。技术工作者，尤其是工程师们，开始大胆追寻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们逃离旧金山，奔向里斯本；告别纽约，定居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华盛顿特区移居克拉科夫。他们利用外国收入免税政策大幅降低税负，在咖啡馆、海滩或共享居住空间里敲代码，产出丝毫不逊于办公室里的同事，甚至更胜一筹。
然而，这股自由的风潮很快遭遇逆流。企业高管们突然要求员工重返办公室，管理者们高谈“协作”的重要性，人力资源部门甚至启用监控工具，追踪员工的门禁卡使用情况。为什么看似完美的远程办公会骤然失宠？
表面上看，理由无外乎“生产力”“文化”或“创新”。但一项又一项研究表明，远程办公并未损害绩效。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法国哲学家René Girard的理论提供了解答。他认为，人类的欲望并非自发，而是通过模仿他人形成。几十年来，白领们追逐统一的成功模式：住在大城市，每周工作60小时，追逐升职加薪的地位象征。这个模式之所以成立，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它的价值。然而，远程办公打破了这一幻象，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地理套利、税务优化、自由的生活节奏。当员工看到同事在这种新模式下活得更精彩，旧的欲望体系开始崩塌。
企业并未顺应潮流，而是选择了恐慌。Girard的另一个理论——替罪羊机制——解释了这一反应。当社会因模仿性竞争而陷入混乱时，人们往往通过联合攻击一个“替罪羊”来恢复秩序。远程工作者不幸成了这个替罪羊。高管们无法坦白内心的嫉妒(“你怎么能逃离这个体系！”)，于是编织了一系列道德危机：“远程工作缺乏协作！”——尽管Slack和GitHub的数据证明并非如此；“我们需要办公室文化！”——但这要求恰好出现在商业地产价值暴跌之后；“有人远程工作不公平！”——这种抱怨掩盖了嫉妒，用“正义”包装了不满。强制返工令就像一场仪式，牺牲了远程工作者，以维护旧秩序。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每个机构都有不容挑战的神圣神话。对企业来说，这个神话是：“真正的业务必须在办公室完成。”远程办公揭穿了这一谎言。更糟糕的是，它暴露了令人不安的事实：中层管理者更多是在监督而非创造价值；商业地产不过是纸面上的老虎；那些税务优化的数字游民比CEO更懂得如何玩转资本主义。这场返工运动与其说是为了效率，不如说是为了捍卫这个神话。
如今，混合办公成了一个没人满意的折中方案——两全其美的幻想破灭了。但远程办公的种子已播下，强推返工令只会让企业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比如，一位工程师分享了他的故事：他从旧金山搬到葡萄牙，生活成本降低一半，工作效率却翻倍，可公司仍要求他每周飞回总部开会，理由只是“团队需要面对面”。这样的荒诞要求只会让更多人质疑：办公室，真的那么神圣吗？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替罪羊”故事，不妨分享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