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I指数并不能衡量健康状况
BMI 不只是一个健康指数，而是根植于种族主义和优生思想的度量工具。作者呼吁学术界反思其使用，甚至拒绝这一指标，转向关注体重污名化与自我叙述等更有意义的替代方式。
在身体形象研究中，人体质量指数(BMI)几乎无处不在：它被用作相关变量、协变量、样本描述等等。然而，鲜有人认真审视它背后的历史：BMI 发源于种族主义与优生主义的框架中，而这一根源往往被忽略。
BMI 最初是由 Ancel Keys 借助 Adolphe Quetelet 的身高与体重统计数据而命名，后来被用作一种“健康”度量标准。Quetelet 曾试图测算“平均人”，他将偏离平均值者视为“异常”。Francis Galton，优生学运动创立者之一，以 Quetelet 的统计为依据，将“异常”身体定为应当被剔除的对象，推动一整套社会规训。多年之后，BMI 成为衡量身体是否契合“白人男性标准”的工具，甚至影响保险覆盖、医疗可及性等现实利益。如果我们致力于颠覆有害且不切实际的美体理想，就必须直面 BMI 在现代研究与生活中的角色。
在身体形象研究中，BMI 的确帮我们理解了身体大小与正负身体形象之间复杂的关系：总体而言，BMI 较高的人更容易出现身体不满；但与此同时，BMI 聚焦了表面关联，而忽视了背后真正的机制——体重污名化与偏见倾向。借用Sara Ahmed 对“use”(使用)的思考，作者区分 BMI 的 use(被使用方式)、usefulness(有用性)和 used-upness(被用尽程度)，并呼吁学界考虑成为批判性的使用者甚至彻底拒绝使用这一指标。
首先，我们追溯 BMI 的起源：Quetelet 在 19 世纪以西欧男性样本建立身高体重统计模型，将偏离平均视为不良；Galton 则将这一模型纳入其优生理想，用以筛除他认为的“弱者”。优生运动蔓延至全球，使用包括头颅尺寸、体重测量等人体计量学方法来划定“优等”与“劣等”人群。而这种科学测量背后，是对有色人种、残疾人、穷人、性少数群体的系统性贬抑。即便在优生主义高调退场之后，其精神却通过 BMI 及其他指标，悄然延续于现代医学、保险制度与社会标准中。
Ancel Keys 在 1970 年代重新塑造 BMI，将其作为衡量“肥胖”风险的简易工具。他本人据说对“肥胖”极度厌恶，将其称为“令人反感”的公共健康问题。BMI 在保险业中的应用，使“超重”身体被剥夺某些保障资格；在医疗系统中，一些手术或性别肯定治疗等可能以 BMI 阈值为标准，限制某些人群的获益。尤其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有报告称部分高 BMI 病患被拒绝呼吸机支持，这引发社群抗议：#NoBodyIsDisposable 运动直指这种隐形优生主义。
BMI 绝不仅是体型问题，它的作用常常与种族歧视紧密相连。Sabrina Strings 在《恐惧黑人身体》中指出，反胖恐惧从诞生之初就带有种族色彩——它以维护白人身体美学为轴心，将他者身体污名化。对于有色人种女性、身体被边缘化者来说，BMI 是一个隐蔽的社会刑法工具。残障群体也受到 BMI 体系的歧视：例如侏儒症患者或唐氏综合征患者，其体型结构使 BMI 无法准确反映健康状态，反而导致医疗资源被忽视或误用。
在身体形象研究中，BMI 被广泛用于定量、定性、分组、协变量、预测变量等多种角色。它确实揭示了身体不满与 BMI 增高的正相关，但这一关系更可能源于体重污名化，而非 BMI 本身。研究显示，体重偏见内化(即个体认同社会对肥胖的负面看法)才是更关键的变量。与此同时，在积极身体形象研究中，BMI 与身体欣赏、身体功能感激等正向体验的反相关性，也可能是通过文化偏见介导的。换言之，将 BMI 作为核心指标，容易使研究无意中重申理想型身体标准，损害正面身体形象的初衷。
身为“批判使用者”的研究者应对 BMI 心存戒心：它对运动员失效、对不同人种与性别存在系统误判，对老年人体型的标准不敏感，这些都暴露 BMI 在实用层面的严重局限。例如，BMI 常常高估有色人种的脂肪含量，却低估亚洲人群的健康风险。对于年长者而言，所谓“理想体重范围”往往偏低，也不适用于他们。这样一种人人为“标准身材”服务的数字工具，本身隐藏着深刻的偏见与局限。
或许更为激进的选择，是彻底拒绝使用 BMI——将其视作一种已被“用尽”的工具。拒绝是一种政治姿态，是不接受在研究、评审、教育、资助等领域继续保留这一指标的默认地位。作者表明，他们已停止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 BMI，并呼吁同行在撰写论文、审稿、授课、指导学生时，反思与抵制这一体重数字化框架。
那么，替代 BMI 的可能是什么？作者并非要陷入另一种绝对工具主义，而是提出几种可行思路：研究中如需关于体型的量化表达，可以让参与者自己陈述；在必须使用数字值的时候，可考虑使用自报体重或衣裤尺码；如果确实需要测量，也可采集腰围等更具生物意义的指标；更重要的是，研究可以转向测量体重偏见内化(Weight Bias Internalization)，它比 BMI 更贴近身体形象研究的核心问题。
作者呼吁，身体形象研究以及相关学科应共同进入反思周期：当 BMI 已无法承载其“有效性”时，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彻底拒绝它的节点？在医学界已有专家提出不再将 BMI 作为个体健康指征，身体形象领域该响应这种趋势。BMI 的持续使用，已经风险重重；我们需跨出那一步，质疑、拒绝，并创造更具包容与正义的研究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