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美元也陷入两难，在美国有贬值风险，出去又可能面临本金自己长腿跑了。
现在是严重的危机时刻，美国经济的不景气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而为了转移美元风险引发的战乱可能扩大范围到全世界。
如果再来一场金融危机，有可能比08年的时候还要严重。
而这场金融危机会不会爆发甚至是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对外方针是侵略性多一些还是合作性多一些。
三 、不降 反升的中美 贸易差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并未阻止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美国商务部7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美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扩大8.4%至约555亿美元，创5个月来新高，延续了2018年以来逆差扩大的趋势。
美国贸易逆差不降反升，表明问题不在关税高低，而在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仍在，其背后是“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模式、美元霸权，以及贸易总值统计未能反映全球价值链导致的统计假象。
原因之一：“高消费低储蓄”模式
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看，导致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高消费低储蓄”经济模式。低储蓄与高消费的失衡需要依靠对外贸易来弥补。只要这种模式不变，贸易逆差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美国总储蓄率在1965年达到最高点的24.9%后，20世纪80年代储蓄和投资出现双下降，但储蓄率下降得更快，导致资本流入和贸易逆差增加。
这一时期储蓄率下降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联邦预算赤字引起的公共储蓄率下降；二是私人储蓄率下降。储蓄率此后一路下滑，2009年降至最低点的13.7%。
极低的国民储蓄率导致的储蓄赤字使得美国总需求长期超过总供给，成为全球经济风险之源，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虽然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让美国风险意识和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强，储蓄率在2018年达到17.3%，然而在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仍属最低。
美国经常项目下的贸易赤字实际上是政府和居民支出超过其收入的部分。这部分过度支出需要外部融资弥补其债务亏空，由此导致贸易失衡和经常项目赤字长期化、巨额化。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1974的31.9%飙升至2018年的107.2%，国债规模也超过22万亿美元，刷新了美国国债规模的历史纪录。
原因之二：美元霸权的副产品
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最深刻的变化是美元霸权的形成。美元的特殊霸权地位，加上美国市场巨大的容纳能力，使得通过贸易逆差“出口”的美元又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进口”，贸易逆差成为美元输出的主要途径，债务型经济增长模式得以长期存在。
美元霸权的运行机制具有内在强化特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迅速增长，储蓄与投资差距显著扩大，与此同时，同等数量的美元与美国国债在美国之外被增持。
因此，正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格局决定了对美元和美债的强劲需求，使得美国贸易逆差有系统增长的倾向。
但与此相伴也形成了所谓的“特里芬悖论”，即美元面临的两难困境：保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会导致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另外，从全球金融分工主导的资本循环来看，美元资本凭借其国际核心货币在国际贸易定价结算、金融资产定值、交易和投资以及作为储备货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实现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主导性调整，占据了全球金融分工体系最高端。其金融资本不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流动，由发展中国家贸易盈余所形成的储备资产又通过资本流动输往美国。
然而，其负面结果是不断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规制导致资产证券化，致使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实体经济、制造业日益空心化，美国贸易失衡进一步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