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宏观政策，特别强调“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
提出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效弥补社会需求不足。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持地方政府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用好政策性银行新增信贷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畅通交通物流，优化国内产业链布局，支持中西部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
笔者认为，在疫情的影响之下，要稳住中国经济，重心在于稳住“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已经部署了一些大项目，但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结束，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已经极为有限，主要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周期已经结束，把主要精力放在投资拉动上，中国经济又会陷入过去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的循环。当下能够真正拉动中国经济的最大希望是消费，最大空间也在消费，而且消费是具有长久拉动力的。
笔者呼吁中央财政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比如，4万亿，专门用于拉动消费，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和部分高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对于低收入群体给予现金补贴，这种消费最终带来的乘数效应是客观的。最近一些地方推出的消费券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经济还需要第二个“四万亿”的话，08年的四万亿，主要是投资拉动，我希望这一次主要通过刺激消费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局。
第三，会议强化风险意识，提出要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
毋庸讳言，在今年各种因素的叠加之下，中国经济的一些风险因素在凸显。会议除了提及粮食安全问题，还特别谈到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村镇银行的风险问题。笔者在这里特别谈谈房地产市场，在经历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很多人对房地产市场稳定的重要性终于算有了认识，房地产的稳定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
这次会议提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
笔者认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虽然预期低迷，有一些风险，但如果政策到位，解决当下的房地产市场问题仍然有解，房地产仍然不会“硬着陆”，保交楼的问题可以在更高层面分门别类来解决，需求的问题下半年可以着重从改善型需求突破，过去那些限制改善型需求的政策应该尽快取消。比如，一些地方对二套房的认定偏于严苛，影响了改善型需求，一些地方的金融政策规定二套房的首付比例高达80%，全球从来没有见这么高的首付比例。下半年，务必要清理过去严厉调控时期的不符合支持合理需求的政策，并适当减免税费。
第四，会议明确提出“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