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意外因素导致通胀时间过长。
疫情暴发至今美国通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结构性通胀阶段（2021年上半年以前），由于二手车、房租等价格大幅上涨导致通胀持续上升；第二个阶段是全面通胀阶段（2021年下半年至今），即物价上涨已经不再局限于少数产品和服务，而是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美国通胀由结构性通胀发展为全面通胀，除了经济持续复苏的原因以外，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超预期：一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暴发令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升。虽然美国是能源净出口国，但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对经济增长依然不利。不仅使利润由非能源企业向能源企业流入，抬高非能源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加大通胀上行压力。二是疫情持续时间过长。随着疫苗广泛接种，群体性免疫的建立以及特效药的出现，原本预计疫情会在2021年结束。然而，由于病毒变异导致疫情形势出现反复，美国在2020年底、2021年第三季度以及2022年初先后出现三轮较大规模的疫情。2022年5月以来美国过去7天平均新增确诊病例数又再度上升至10万例左右，并且迄今为止尚未看到疫情结束的迹象。由于疫情持续时间过长，供应链迟迟难以恢复至正常水平，导致通胀回落难度较大。为了应对不确定性，全球供应链出现多元化迹象，这又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成本，导致通胀加剧。上述超预期因素的出现令美国通胀水平进一步上升。
第四，“平均通胀目标制”令美联储行动迟缓。
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逐渐进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新常态。虽然货币政策总体维持宽松，然而通胀依然低迷。为了摆脱低通胀困境，美联储开始反思通胀目标。2020年8月，美联储修改了其货币政策框架文件《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正式推出“平均通胀目标制”。“平均通胀目标制”是以物价水平跨期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也就是说，为了避免通缩陷阱，美联储提高了对通胀的容忍度。只要能实现充分就业，通胀率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超过2%。这也是为什么疫情后通胀率持续上升并超过2%但美联储并未采取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美联储认为通胀上行临时性因素起了很大作用，疫情消退后通胀也将回落；另一方面，美联储乐见通胀适度上升以摆脱疫情前的低通胀状态。
此外，虽然美联储加息偏晚，但并非没有作为。一是美联储自2021年11月已经开始持续降低购债额度，至今年3月美联储已经完全停止新增购债。二是虽然美联储放弃“通胀暂时论”后并未马上开始加息，但是也释放了一定的紧缩信号，推动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2021年上半年末的1.28%持续上升至2022年2月末的1.83%。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条件也持续收紧。圣路易斯联储数据显示，2021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金融压力指数（Financial Stress Index，FCI）已经降至-0.8左右，基本接近疫情前金融条件偏紧时期的水平。因此，虽然美联储加息时间偏晚，但加息前通过预期管理已经起到了事实上的加息效果。
第五，时滞促使美联储再度放缓。
本轮美联储决策经历了经典的“时滞”困境，即“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效果时滞”。首先，美联储不仅低估了疫情持续的时间，而且高估了全球供应链恢复的速度。俄乌冲突暴发后美联储同样低估了该事件对通胀的影响。随着通胀水平屡创新高，美联储才意识到能源危机的巨大影响，这体现了“认识时滞”。其次，虽然美联储2021年11月已经放弃“通胀暂时论”，但并未马上行动，而是在确认经济恢复至理想水平后才开始加息。这与美联储决策方式的变化有关。全球金融危机前，美联储采用的是预防式加息。即如果判断经济有过热的风险，美联储将提前采取行动避免经济高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的决策方式转变为数据依赖模式。由于潜在经济增速趋于下降，为了避免经济复苏被扼杀在萌芽中，只有通过数据观察到经济恢复至潜在经济增速附近后美联储才会采取行动，这体现了决策时滞。最后，虽然美联储数次加息，但通胀仍屡创新高，主要是因为从政策实施到效果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体现了效果时滞。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美联储的确紧缩偏晚，但这并非是自身判断和决策出现了失误。美联储同样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只能依靠过往经验和当前经济复苏情况实施货币政策。指望美联储拥有完全的信息并且未卜先知是不现实的。此外，就算是美联储提前紧缩，考虑到当前美国高通胀成因的复杂性可能也依然无法有效抑制通胀，甚至劳动力市场也可能因为提前紧缩出现恶化。相比于指责美联储未能预见高通胀，接受美联储并非无所不能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