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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较弱。中国在构建和发展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以调节区域差异和社会成员收入差异方面，已作了多年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一是以政府间转移支付调节区域和收入差异的力度和规模不足，对缓解收入差距悬殊、促进共同富裕作用有限。二是转移支付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三是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尚不理想。四是已有的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以“对口支援”和“生态补偿试点”为主，制度规范性有待提高，需要在继续探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打造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最后，税收调节弱化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是个人所得税应发挥的“抽肥补瘦”再分配功能远未到位。二是财产税在税收中的占比极低。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指导精神公布后，积极稳妥推进立法和做好改革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覆盖面“双管齐下”的部署已浮出水面，具体进展还需拭目以待。三是遗产和赠与税缺失。四是消费税应有的调节居民消费结构的功能有待完善。五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使其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受限，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足、发展不均衡、制度设计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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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中，效率激励与分配结果的适当均平必须同时兼顾，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尤其要注重防抑贫富差距过大，甚至趋向两极分化，具体改革对策有：
第一，直接税应适当“抽肥、补瘦、限高”。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税制体系，总体来说是“多税种、多环节、多次征”的复合税制，不可能简单地依靠一两种税就解决好征税问题。必须着眼于整个税制体系的建设，构建一个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在内的税收调节体系，对接预算体系，从消费支出税负因子、收入流量和收入存量积极调节各方面“抽肥补瘦”地调控社会各收入阶层的收入，以期多渠道缓解和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形成的矛盾。
例如，个人所得税只能主要作用于透明收入，对许多不透明收入难以发挥调节作用。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为了促进分配公平，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对不透明收入的调节可以更多依靠遗产税，在财富继承环节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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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财政支出要向民生领域倾斜，向“三农”倾斜，向欠发达地区倾斜。财政支出要向社会成员中的弱势群体倾斜。
第三，调整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使政府间公共服务的事权与可用财力和支出责任基本相适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尽可能由粗到细形成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明细单。将部分基本公共服务兜底类事权和部分资源环境类事权上划中央。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权，重点是加快构建地方税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