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制造业比重，其实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一起纳入，按照大制造业的概念来计算。如果加上过去存在于企业内部被分离出去的生产性服务业，很多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其实并没有下降。理解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明确数字应用、数字技术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业，要服务制造业、服务农业，服务实体经济。
第三，积极发挥大企业作用。大企业在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上更有优势，有利于开发新产品、新功能。就数字经济而言，有规模效益才能有竞争优势。此外，大企业更有能力进行综合性服务。鼓励平台企业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数字经济做大做强。当然，对大企业也要有各种监管措施，而且监管要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数字技术一方面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组织成本。未来企业的演化存在不确定性。数字技术的生产性服务需要专业，需要实现规模经济。同时，多样性、小而美也是企业未来演变的趋势之一。数字经济发展既需要大企业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也需要一些小企业的专项和专业服务。数字经济新的形态以及它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使各种企业在这个空间中都能获得较大发展。
从经济政策角度讲，我们要鼓励大企业发展，要着眼于如何推动大小企业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产业更好发展。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大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共同形成产业链、创新链，以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数字化。
平台经济催生新业态
主持人：技术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将会对经济运行模式和企业形态产生怎样的影响？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作为数字经济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平台经济是依托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工具撮合交易、传输内容、管理流程的新经济模式。经过十几年发展，我国平台经济取得了较大成绩，是迄今为止少数紧跟国际技术前沿、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行业之一。
从重要性看，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头。我们测算显示，从2012年到2018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5%。经济发展要靠创新，而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是支持创新的重要力量。
从趋势看，平台经济出现了从消费到生产端的转化。目前为止比较成功的数字平台，绝大部分是在消费端，以个人用户为主，无论是支付、网购、外卖、打车或者社交等，基本都是由消费场景或个人用户场景催生出一大批新的业务模式，借助十几亿消费者构成的强大市场而发展壮大。目前的数字平台发展开始走向生产端，这将会使生产出现一些新特点。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边界问题呈现复杂性。比如，企业会变得更大还是更小，产业组织将会更具综合性还是更加专业化，核心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会变得更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些变化对于将来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影响，可能是翻天覆地的。关于企业边界，过去往往从规模报酬递减理论出发，认为存在一个最优的企业规模，超过之后适得其反，并不是越大越好。现在技术发展，情况随之出现变化。根据经济学家科斯对于企业边界的分析框架，企业组织的经济活动无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内部的企业组织协调进行，另一种是通过支付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实施。企业的界限划在什么地方，最终要看是市场的交易成本高，还是企业的组织成本高。如果后者超过前者，宜小；如果前者超过后者，宜大。
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活动中，会有很多新的改变，甚至会改变过去经济的一些运行模式，可总结为“三升三降”。“三升”就是指提升规模、提升效率、提升用户体验。“三降”就是指降低成本、降低风险、降低接触。
数字技术应用到生产活动中，会同时产生两方面的可能性。数字技术应用于制造业，很可能导致劳动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市场交易成本也会降低，不同企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这是产业互联网带来的一个巨大红利。
过去的消费互联网，把十几亿消费者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庞大市场，对卖方产生吸引力。将来我们也可能在生产端和供给端形成巨大的网络效应，通过整合生产者，使整个行业变得更加活跃，更快推动创新。这有助于形成供应链服务的社会化协同机制。很多产业在过去难以解决内外部协调问题，归根结底是无法解决内部组织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比重问题。平台经济使这种情形得到改观，如果企业的交易成本能够降到足够低，实际上很多劳动分工就可以进一步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