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有农民工约2.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7亿人，比2020年增加213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约1.2亿人，比上年增加478万人，增长4.1%。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为7130万人，增长1.1%；省内流动超过1亿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8.5%，增长1.4%。
这一数据反映了个趋势：大部分增加的农民工在乡村本地；即使流动，省内流动占据主要比例。
“随着各个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发展，就近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更高的薪酬、更好的保障或者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加上不轻易远迁的传统，部分人就不会再舍近求远，远赴北上广了，这其实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张耀军表示。
另外一个大背景是乡村振兴。2021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农村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要谋求的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纽带便是县城。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正在日益形成城乡融合的、以县城为核心的增长极，以乡镇为基本单元，通勤高效的小城镇生活圈。小城镇生活圈同主要以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主城区为核心的城市生活圈，共同构成中国的城镇生活圈总体格局。不同层级的城镇生活圈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圈内不同区位的优势互补，既有利于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也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因而，城镇生活圈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杨开忠向《财经》记者表示。
202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该文件提出，因地制宜补齐县城短板弱项，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张耀军表示，以县城为载体推进城镇化，一定要因地制宜，找准县城的定位。“县城处于乡村、城市的过渡地带，产业发展定位也是处于‘过渡阶段’，相较农村，县城有工业、更完善的服务业，但相较城市，其工业规模和结构又处于较低水平。县城很难发展高精尖产业，更可能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业、食品生产、农产品加工、纺织等产业。例如，县城便可着意打造特色农副产品品牌，这必会带动农村的发展。”张耀军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