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闫桂花
北京时间10月10日，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由于在银行与金融危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芝加哥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教授菲利普· 迪布维格 （Philip H. Dybvig）折桂。
伯南克以研究大萧条闻名，而后两位则是现代银行理论的奠基人。在全球央行加息、衰退预期强烈和金融动荡加剧的当下，这一奖项的颁发难免让人感觉带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意义。
不过，复旦大学教授王永钦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不能算作三位学者获奖的主要原因，毕竟，若主要考虑现实意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颁发给他们这一奖项要比现在更加适合。确切地说，是三位所作出的开创性研究本身，让他们赢得了这一桂冠。
他说，他们的理论对于理解金融危机的机理和防范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当下全球央行和决策层来说，有两大启示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短期债的流动性危机；第二，“金融加速器”效应会加速经济的顺周期。所以当经济下行时，一定要想办法让经济走出低谷。
王永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耶鲁大学博士后。在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他就预测今年的诺奖大概率会授予金融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研究流动性和金融危机方面的经济学家。而这也正是他的研究专长所在。
以下是采访实录，经过编辑整理。
界面新闻：您准确地预测到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奖情况，诺奖揭晓后是什么感想？
王永钦：非常高兴。因为诺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颁给这一领域的学者。银行制度、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这都关乎基础的构建。现在有个领域在业界很时髦，叫“金融管道”（financial plumbing），就是关注最底层的金融基础设施。我想如果早些关注这些问题，可能也不会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了。虽然学术界在1983年就撰写了相关文章，但真正抵达政策界还是有相当长的距离。今年他们三位终于获诺奖了，我是非常高兴的。
界面新闻：请您介绍下今年三位诺奖得主的主要贡献？
王永钦：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主要贡献在于奠定了银行理论和银行危机理论的基础。银行是化解社会流动性风险的一种方法。什么是流动性风险？简单说就是，每个人在一生的某个时刻都可能面临不时之需，譬如要去读书、结婚，或者遭遇变故；企业也是，可能突然需要一笔投资。因此，每个个体或者企业，都可能面临流动性风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时有流动性要求，所以可以采取社会保险的制度来安排，就像互助组一样，将社会的资源汇集在一起。银行的存在就是创造流动性（短期债），在资产端则转化为长期的实体经济投资项目，银行这样将长期的缺乏流动性的项目转变成了流动性，一方面创造了流动性，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尽管这种银行制度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在意大利，但戴蒙德在1983年和迪布维格合作的文章中，第一次说明了银行的经济学实质是什么，也是第一次让我们真正明白了银行背后的哲学（理论）含义。这是其一。
其二，银行在资产端可以去放贷、投资，而投资的一般都是长期项目。一方面，对储户来说，“保险”是有流动性的，而且还可以从中获得一笔收益；另一方面，银行将钱投资给企业，可以做大蛋糕。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安排，皆大欢喜。所以，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就要有银行体系。如果看中国的信贷历史（如杨联陞先生的书）就会发现，跟西方近现代社会相比，中国同时期经常处于缺钱、即流动性缺乏的状态，现在的大规模的分工经济很难得以发展。当时中国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没能创造出一个现代金融体系。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这篇论文也证明了，银行创造流动性（短期债）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其内在的脆弱性。银行本质上是一种流动性的社会保险安排，而保险制度最怕的就是同时出现问题。一般来说，不会所有人同时面临流动性问题，但当恐慌情绪出现，由于短期债问题，银行就会出现挤兑，问题就会出现。
这一内在脆弱性就体现在期限错配上。银行负债端是短期债，但资产端是长期贷款。无论是1929年的危机，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都是短期债危机，跟戴蒙德的模型一致，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1929年是传统银行挤兑，而2009年出现问题的则是影子银行，但本质上都是短期债危机。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这篇文章就告诉大家，金融危机都是关于短期债相关的流动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