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第一，银行必须受到监管；第二，要有存款保险的安排。美联储在1934年金融危机后成立了存款保险公司以防挤兑。从那之后的70年再没有爆发银行危机，直到2008年。2008年出现问题的影子银行是当时美联储不够了解的，但影子银行本质上也是银行，因此他们的理论也是适用的。
纵观过去一两百年，监管者一直在盯着各种新形式的“银行”，跟金融创新“赛跑”。包括最近几年国内的资管新规，其实也是为了解决期限错配等问题，这跟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理论也是吻合的。
伯南克则是从企业角度入手。他认为，企业借贷是顺周期的，经济好的时候，企业利润就高；利润高，银行就更愿意放贷，因为企业有更多的担保品。反之，在企业最需要钱的时候，银行却不愿意贷款，由此就会导致经济波动。
评价伯南克的贡献，需要放在经济学的发展上来看。在伯南克之前，大家认为经济周期是由技术变化导致的，比如铁路、互联网的出现等。然而这个理论跟现实并不很吻合。伯南克本身就是研究经济史的，他认为，1929年大萧条并不是因为技术原因导致的。在1980年代初对大萧条的实证研究中他发现，银行信贷萎缩在加剧经济衰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是。他是较早从金融角度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学者。跟戴蒙德和迪布维格不同，他是从企业和经济周期角度来看宏观经济。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将这两个理论放在一起非常合适。这两个理论的结合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域，宏观金融（macro finance），即从金融角度理解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等。
界面新闻：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这三位学者，有没有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考量？
王永钦：我认为不完全是，至少不应该以这个考量为主。因为按理说，跟他们的理论最吻合的阶段应该是2008年，但当时的诺奖并没有颁发给他们。所以，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本身非常经典，已经写入教科书。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家越来越觉得，他们的理论非常重要、非常现实。因为现在谈到金融危机，表现形式就是流动性危机、短期债危机，均来自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D-D模型；而要谈到顺周期，就不能不提伯南克。所以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这三个人。
界面新闻：谈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绕不开雷曼破产；而如今很多人在担心瑞士信贷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雷曼，您怎么看？
王永钦：我感觉不会。因为雷曼破产当时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包括伯南克在前几年的回忆录里也非常含蓄地提到，美国政治非常复杂，国会拒绝拯救雷曼；而在业界，雷曼时任CEO人缘也不好。
除政治因素外，当时没有救雷曼的另一个原因是低估了雷曼的影响。当时政策界对影子银行的理解也不是很深，没有意识到雷曼其实是跟很多企业通过资产负债表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抵押品渠道。比如雷曼如果要跟别人借钱的话，就需要提供债券等抵押品，但当雷曼倒闭时，对方就只能抛售这些债券，抛售就会带来资产暴跌，持有这些债券的其他机构也会受到无辜牵连。而当时美联储没有完全理解这种抵押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未来这个领域很可能也会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认为，瑞信不会成为下一个雷曼，因为我们现在对金融市场的理解要比2008年时强得多。而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再遇到雷曼这种场景，大家都会吸取教训，特别是欧洲人非常保守，不可能对此坐视不管。另外，有人曾经计算过，瑞信的情形也没有雷曼当年那么糟糕。
界面新闻：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新晋得主的理论对当下全球金融监管机构有何启示？
王永钦：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短期债危机，2008年也好，1920年代的危机也好，毫无例外。所以短期内会引起流动性危机的，包括影子银行和各种“宝”，都应该成为金融监管者密切关注的方向。
第二，伯南克告诉我们，“金融加速器”效应会加速经济的顺周期。所以当经济下行时，一定要想办法让经济走出低谷。
这两方面合在一起的含义就是，要加强逆周期管理，即经济不好时，要尽快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尽可能对企业宽松，提升信心。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