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为了防控风险，郭亮制定了“风险告知书”，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还为患者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李成和团队约定，医疗服务涉及患者隐私，相关病情照片和录音，必须及时销毁；谢佰霖则在公司引入“区块链司法存证系统”，明确责任归属，让服务者更重视服务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并要求双方签署陪诊“知情同意书”，为了避免当下陪诊市场普遍聚焦的“黄牛”问题争议点，他所在团队也不提供约号服务。
在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看来，一个新兴职业的出现，通常会经历这样几个阶段：市场有需求—有人去满足需求—产生个例—出现专业公司—催生行业规范。
“新事物发展初期由于缺乏行业制度规范和准入标准，难免会造成一段时间内从业者鱼龙混杂。陪诊员的任职标准、收费标准、服务标准、监管部门等基础问题需尽快解决，只有市场发展、政策引导‘两只手’推动陪诊员规范化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价值。”邓利强说。
记者注意到，《“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将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纳入规划，提出要实现付费可享有、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安全有监管。不少陪诊员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期待融合医疗和服务的职业陪诊行业，能被划为非基本公共服务行列，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邓利强认为，对于陪诊服务行业的发展必须遵循合法合规的底线，根据不同工作性质，严格审查从业人员的资质，建立行业机构和人员的备案制度；同时，也要对陪诊员的专业水平、职业能力、道德修养进行培训，明确、细化该职业目录和分类以及相关行业规范与办法，明确从业人员的权利和职责。
杜秀军则建议，鼓励规模化公司运营，由公司对陪诊员进行资质审查，提供标准化服务，并承担服务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加强陪诊市场的广告宣传管理，加大力度打击虚假、夸大宣传的陪诊机构或陪诊员；此外，对同时提供专业护理服务的陪诊员或陪诊机构，建立执业准入制度和资质等级标准。
“认同需要时间。希望未来陪诊员像快递员一样普遍，在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同时，能帮助更多老人和其他有需求的人解决就医不方便的问题。”对于陪诊员的未来，郭亮和李成满怀憧憬。
(文中郭亮、李成、安安、陈思思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