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清楚患者和家属的需求后，郭亮会根据情况推荐科室，告诉他们怎么挂号，同时提醒他们携带好身份证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以往的检查报告。就诊当天，他帮患者和家属取号、建卡、买病历本，再到指定楼层分诊台报到。这些琐碎的事情解决后，他带着患者和家属来到诊室门口，进入诊室前，他再次帮他们把相关情况一条一条列清楚，如发病时间、遗传史、目前病况、来京就医诉求等。
“疾病面前，很少有患者和家属能条分缕析地把问题说清楚。”郭亮理解患者和家属的忧心，也明白他们拿着一大堆检查单不知道去哪里的迷茫，所以他会尽力帮他们捋清楚，帮他们走流程、排队，排到了就发信息让患者直接进诊室检查，检查结束后他还会反复重复医嘱，“怕他们太紧张漏掉了重要信息”。之后几天，他还会进行回访，叮嘱患者和家属注意事项和复诊时间。
这种形式于医生而言也有益。北京某三甲医院一名刘姓医生对此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其接诊过一些患者，明明是来看脊椎受损的，却和大夫说自己头部或心脏不舒服。
“这样的问诊，在医院实在太低效了。”刘医生说，不过这两年逐渐接触到一些陪着患者来看病的陪诊员，对方能简明扼要说清问题和诉求，“相当于为患者和医生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定价无标准培训为圈钱
早期发展阶段乱象频出
在重庆做陪诊员的李成接收到的求助，更多来自患者子女，因为工作忙、顾不上生病的老人；也有不少年轻家长，孩子生病，他们便慌了神；偶尔有一些独居人士，或是身体不便需要帮忙，或是心里难受需要陪伴。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母亲，她的儿子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不想让任何人陪同就医。这位母亲找到李成，希望李成能全程跟着自己的儿子，且不能让他发现。
“那一整天我就像个特工一样。在他去看病的时候，我要负责把他的一切打点好，要保证他自己能够顺利就医。比如他去诊室之前，我要提前到诊室和医生讲明情况，等他出来之后，我要想办法回到诊室，和医生了解具体情况后，再和他的家人汇报。”李成回忆说。
通过这次陪诊，李成看到了一个抑郁症患者家庭的不易，他在电话中耐心地倾听患者母亲的倾诉，安慰她，帮她出主意，希望尽可能地缓解她的心理压力。
虽然从业仅半年时间，但李成已经哭过很多次，痛苦来自陌生人。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经他帮助终于联系上了床位，最后却不能上手术台；一些患者本有治愈可能，却败给了高昂的手术费。
有时也是出于感动：有一位70多岁的患者，李成先后陪诊过3次，从陌生、防备到彼此熟悉、信任，这位患者在医院碰到熟人时，会和别人介绍“这是我儿子”，也会拉着他的手嘘寒问暖，叮嘱他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有时也很无奈。李成记得，一位长年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有次回老家，偶然发现父亲身体有恙，她愧疚不已，可因工作原因无法在家长待，她在网上找到李成，支付了1000元钱，反复叮嘱他一定要陪其父亲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一次陪诊费1000元，这对“半天200元、全天400元”的重庆陪诊师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李成从中看到了年轻人对老人的关切，和自己没有时间、精力照料的无奈，因此他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但也有人不理解，质疑他为何收费如此之高，是否有不良居心，定价标准从何而来。
“作为一种低频需求，陪诊服务虽然已经走入公共视野，但触达面远远不够。”李成认为，陪诊行业目前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尚未有效建立，陪诊员与患者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供需对接，很多患者将信将疑，下单前会反复确认，屏幕背面那个人是不是骗子或者黄牛。
“行业火了以后，不排除其中确实有浑水摸鱼的人，但我们陪诊员不是黄牛，只是通过贩卖自己的时间、体力和经验，来获得相应的报酬。”李成说，有时患者让他帮忙推荐医院和医生，他一般不会轻易推荐，一方面是担心好心办坏事，另一方面也怕无意中真成了医托。
7月13日，在北京某医院，记者随机采访了10多名患者，询问他们对于陪诊服务的看法。有三分之二的患者表示，陪诊员的出现具有一定必要性，能为患者提供帮助和心理慰藉；但还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担心，有些陪诊员不够专业反而误了事，或者不够耐心反而影响自己的情绪，收费也可能坐地起价，如果陪诊员多了甚至可能增加医院的人流量影响就诊环境和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