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催生市场。在社交软件和二手市场交易平台上，有不少提供陪诊服务的广告。坐标在辽宁沈阳的安安经常在社交软件上更新陪诊信息，陆续有人咨询他“如何开展业务”“能否兼职”等。
“咨询的人以家庭主妇和大学生居多。”安安说，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不算高，有不少人听说做陪诊员能赚钱，蜂拥而至。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一些在校大学生为了兼职，当起了陪诊员，多以跑腿为主，一些护理专业的学生还会利用专业知识去陪人看病。
来自北京的谢佰霖也在日常就医中发现了需求市场。他建立了陪诊平台，开展陪诊业务，如今公司月均接单量在500单左右，收费标准为普通陪诊每小时99元，专业护士陪诊每小时199元。
谢佰霖发现，对于这个价位，两代人的接受程度不同。“老年人舍不得花钱，一般都是年轻人为父母下单，对他们来说请假的成本更高。所以很多顾客下单后都会提前打招呼，让陪诊员自称为他的朋友。”
在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秀军看来，陪诊员满足了没有亲友在身边的患者希望得到帮助的社会需求，在医疗资源紧缺，大中型医院整体排队候诊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对于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父母忙于工作的孩子以及独居生病的成年人，生病时排队候诊成为较重的负担，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职业陪诊员正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他认为，对医疗系统和医院熟悉的陪诊员，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更好地帮助患者获得高效的医疗服务，远程帮助代问诊服务还可以满足患者希望无需长途奔波、低成本获得优质医疗服务的就诊需求。
服务内容不仅仅是跑腿
帮助医患搭建沟通桥梁
“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三类：跑腿、陪人看病和代问诊。”郭亮说，跑腿是最简单的，常见的有送病理报告、取检查结果、取药或者代预约等。
陪人看病，陪的多是一些子女不在身边或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他开车接送，陪着到医院报到、候诊、检查，但这部分服务在他接的单子中占比不到三分之一。
谢佰霖的陪诊平台则主要承接这项内容。为了更好地陪伴和照顾患者，该平台对陪诊员资质有一定要求，如必须具备急救技能认证、提供征信情况、健康证明等；每一位陪诊员都有一个背包标配，里面装着应急用品如绷带、创可贴等，夏天还会备有冰袋、晕车药等。“每一个细节都要想到。”谢佰霖说，刚开始做陪诊时忽略了患者在做核磁共振时不能佩戴首饰，后来有患者提建议，他们立即作出改进，要求每一位陪诊员必须随身携带一个小首饰袋，以备不时之需。
从业多年后，郭亮注意到，在北京，代问诊业务是最多也是最复杂的。这部分需求主要来自外地患者，他们向往更好的医疗资源，同时疫情防控下就诊流程相对复杂，他们更倾向于先请人去“探探路”。
有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医疗机构的就诊人次数超过2.6亿，其中外地来京患者约占三分之一。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2020年，全国三级医院收治的住院省外就医患者达到599万例，异地就医(包括省内异地就医和跨省异地就医)总人次达8238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一庞大的数字相比2018年和2019年有所减少。
“80%以上的客户是外地人。”郭亮近年来服务的对象，特征很明显——因为疫情或者身体原因不方便自己来医院的，就把所有的资料证件寄给他，让他去医院问诊拿药，再快递回去。
这类服务对陪诊员专业度的要求更高。“如果帮第一次看病的人代问诊，需要先全面细致了解对方的病情、痛点、过往病史等，再和医生交流；如果是复查的患者，需要准备好对方的各种检查报告、治疗材料，充分了解恢复情况等。”郭亮说。
因此，他更愿意将自己的工作定义为“就诊规划师”。他向记者解释道：“现在就医基本上都需要预约，一些异地患者到医院预约了检查却不能当天做，只能住下来，食宿成本很高。而我的工作是帮患者提前规划好，代开检查预约单，等患者一到就可以直接做检查，医生当天看完就能出结果了。”
在他看来，陪诊服务始于接单那一刻。他会提前和患者交流，了解对方的病况和就医需求；还要熟悉医院结构、诊室分布，清楚医生的专长，为患者提供选择。
他也遇到过不少特殊情况，比如有外地高龄老人突发疾病，要来北京就诊，这种情况必须得有家属陪同。但对于一些患者和家属来说，北京医院的就医流程过于复杂，稍有差错，容易耽误时间。这时候，他作为陪诊员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