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历史上的今天2011年6月30日的今天，中国超声学研究奠基人应崇福逝世，该历史事件记录为2011年6月30日年间的历史文献线索
在布朗大学工作期间，忙里得闲泛舟出游。(科学报图片)
虽然之前对超声知之甚少，但他知道如果不努力去突破自己，就只能一直给别人打杂，因此必须放手一搏。直到晚年，他还为自己当年的闯劲而感到自豪：“就是我敢碰从来没碰过的东西，我大概有这个天分，这个我讲了。我说喜欢盖房子，我不希望装修。”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美国从1955年4月开始逐步解除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限制。应崇福加班加点把手头的实验做完，同时与丘尔沟通，希望提前解除雇佣合同。丘尔诚恳地挽留应崇福，可应崇福坚持自己的决定。丘尔无奈，只得允许他当年9月辞职。
带着游子还乡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1955年12月16日，应崇福终于走下轮船，走进一个截然不同的新时代。
小学科做出大文章
回国不久，应崇福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晶体组工作。但是当时根本没有实验室，连基本的试验设备也找不齐，他对国家的需要及今后支持的发展方向等等也都不了解，一时间他还真不知道今后的研究究竟要如何开展。
由于国内的超声事业刚刚起步，就像画家面对一张白纸，尽可放手施为，但从何着手、如何布局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应崇福首先想到的是要扩大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超声，为超声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还在制订远景规划时，他就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超声——听不见的声音》，对超声的特点及其应用作了概括性的描述，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此后，他一直保持着给报章杂志撰写科普文章的习惯。除发表文章外，应崇福还积极参加北京市科协组织的活动，几乎每周都去，有时一周去两三次。在这些活动中，他向参与者大力宣传超声的各种应用技术。渐渐地，应崇福在科协的活动里凑起了十几个人，大家一起商讨怎么开展工作、怎么扩大影响。这引起了市科协注意，他们安排应崇福作了几次报告，有时参加人数超过千人。应崇福兴奋地给大家讲解超声的可用性，并邀请大家参与：“我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没法把所有的应用搞出来，真诚地希望大家都来参与。”
在科学院里，超声学只能算是个小学科，一直不太被人们重视。超声工作在当时的根本就是做推广，队伍建立起来后，应崇福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派出多个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区调研超声工作开展及需求情况，二是自己在1958年赴苏联参加会议的两个月期间，搜集了一批超声应用的资料。
资料搜集汇总之后，当时正处于“大跃进”时期，社会上正风行“献礼”，为了能赶上国庆节的大献礼，应崇福带着手下的人加班加点地做起来，很快赶制出一台超声加工机。新成果不断被创造，人们工作热情都很高，经常吃在实验室、睡在实验室，不分昼夜地拼命赶工。应崇福与大家同甘共苦，每天早出晚归，泡在实验室里，有时候还煮点粥拿到实验室给大家加餐。如此拼命，终于在大献礼中让应崇福带领的超声室出了一把风头，献礼30余项，是当时电子所献礼最多的研究室。
在国庆献礼大获成功之后，应崇福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向国内大力推广、宣传超声应用了。同时，也需要某种手段将全国分散的超声研究力量凝聚起来、促进超声学界共同进步。为达成这两个目标，应崇福参与组织了两次全国性的超声学术会议，一次是1959年7月在武昌召开的超声学学术会议，一次是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超声学学术会议。上海会议规模比较大，涉及范围广，充分体现了超声应用广泛的特点。周永昌教授说：“这次会议对全国超声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对全国超声医学的发展的确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使超声诊断一下子在全国许多地方迅速开展起来。”
1980年，应崇福带领实验室人员研究超声换能器。(资料图)
“超神波”运动中的“落伍者”
就在应崇福把超声推广做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却毫无征兆地来了一场风波，险些让他的努力付之东流。
风波的导火索是上海会议。这场会议开得很成功，因为会上聚集了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人物，所以颇引人注目，很多人觉得超声波既然能将这么多行业串起来，那么其应用自然是相当广泛的，因此有必要推而广之。由此结合当时全国还在搞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居然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即所谓“超声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