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历史上的今天2011年6月30日的今天，中国超声学研究奠基人应崇福逝世，该历史事件记录为2011年6月30日年间的历史文献线索
风雨兼程五十载
自1961年重新担任超声室主任，到2011年去世为止，只要客观条件允许，应崇福一直在为超声事业奋斗。但前期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不断地打断他的事业和生活，让他既无奈又痛心。四清时期，他下乡期间曾带人去慰问家里死了人的富农，闹出了阶级立场不清的笑话。接下来的几年越来越糟，尤其是“文革”前期的1968年、1969年两年，他经常被示众羞辱、寻过短见、住过牛棚，在一遍又一遍的检讨中剖白自己、贬损自己，遭受着多重的煎熬和痛苦。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他越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家庭生活，只希望局势就这样维持下去，让家人得以平静的生活。可没几个月，妻子下放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的一纸通知轻而易举地就碾碎了他这一点点希望。仅仅一年之后，由于过度劳累、紧张导致肠癌，这个自从大理读书时期就开始陪伴他的温婉女子永远地离开了他，这件事他后来一直耿耿于怀。
妻子远去之后，支撑他生存下去的信念支柱也就是科研了。“文革”后期，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努力去参与研究。“文革”结束之后，应崇福于1979年出任中科院声学所副所长兼超声室主任。上任之后，他马上就找到了工作的感觉。他并不缠绵于过去的不幸，也不自得于今天的地位，他想的是如何尽快让超声室动起来，如何选择方向，如何布局谋篇，如何调配人才。就像当初回国之初一样，这次也要从头开始，算是二次创业，只是这一次的工作要求更高，视野要更广。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超声事业从无到有，在各个工业部门和医院都开展了广泛的应用。在这种情况下，中科院超声室的定位受到了挑战，应崇福意识到，作为国家队应该在提高上下功夫，推动学科发展，因此他决定回到基础研究上来，将多年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研究，进行攻坚解决。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他组织了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研究，在固体中超声传播与散射、检测用超声压电换能器、功率超声、声表面波技术、激光超声、声空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同时，在学会建设、期刊主办、研究生培养等方面，他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93年11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份荣誉虽然来得迟了些，但终究代表了中国科学界对应崇福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承认与表彰。已经功成名就的应崇福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功成身退吃老本，也没有因年事已高就抛下研究工作去休养，他的头脑仍然很灵活，思维敏捷清晰，把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他仍然天天准时上班，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关心每个课题组的进展，外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撰写各种报告。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年过八旬以后，仍然在努力探索新的学术生长点，要跳出以往研究的圈子，探索全新的领域。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另一方面，蜡烛也是很奇妙的。在完全点完之前，它还可以点燃发光，有时只剩一小片已熔的蜡油，只要烛芯还能站直，这个形态已变的蜡烛还可以点上一分半分钟的。那么，何必不点呢?”
2010年8月，在远赴云南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后，应崇福回到北京就住进了医院，从此身体时好时坏，一直住院治疗，直到2011年6月30日晚，病情突然危重。至此，他燃尽了生命之烛，以自己的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作者王传超 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辑)
应崇福写给丘尔先生的信件摘录
丘尔先生(RohnTruell，1913~1968)是应崇福在布朗大学工作时所在的金属研究实验室的主任。应崇福在回国途中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并在信后的附言中详细剖白了自己回国的动机，并表达了对和平、合作的强烈期望。这封信在30年后又意外地回到应崇福手中，并由他亲自译成中文。下文节选自信件附言：
不需要再说，我是怎样不愿意离开你的实验室，因为在这里有你的指导和合作，我能让自己工作的每一分钟，都充满努力和辛勤。我在我的博士导师(法恩沃斯教授，布朗大学研究阴极电子发射的专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在你的实验室里，永远会给我提供挑战，更重要的是，这个实验室能给一个人提供机会和发展。不需要再说，我是多么不愿离开你这样的合作伙伴，特别是我知道了你的人生哲学后，我更不愿离开你这样的伙伴。了解你的人生态度，是在你的家里吃到美味龙虾的时候，我为我们之间的友谊而感到欣慰。照逻辑讲，很少能有理由把我从实验室里吸引开。你大概知道，有一个国家叫中国，这个国家是我的祖国。此外，比这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亟需服务。美国进步了，中国也要进步，人类总是要向高处发展。所以，我能够在美国服务就如同在中国服务一样。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能更有效地为更多的中国人服务。中国专家很少，致力于培养专家的财富也很少，更不容易吸引专家，而且有许多问题难以克服。如果有许多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回去，不去面对许多困难，那么还有什么人能够回去呢!并且，一个国家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站起来，整个世界就不能够有一颗安静的良心和一个持久的和平。
